郭良平专栏

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警示当前的中美关系，已成世界舆论的主流。这个国际关系的术语，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中关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战争的原因，他是这样解释的：“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于是双方陷入军备竞赛和30年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这个历史事件现在被演绎成了国际关系的一个“铁律”，即一个新兴（崛起）大国必然挑战既有（守成）大国，守成大国也会主动应对这种威胁和挑战，使战争不可避免。

然而，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远远超出了修昔底德陷阱，同人的一些本性特征相联系，远非实力对比变化能够解释清楚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竞争是在同种族、同文化、同文明之间进行的。如今的中美冲突，有更深层次上的古老的人性在作祟。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意思是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在社会交往中至关重要。当今世界身份政治猖獗，同人的这种切身需要相关。身份政治在各国内部造成了社会的撕裂，它在国际关系上设下的陷阱，比修昔底德陷阱更深、更广、更复杂。

人性的类聚和排外

确立身份的根据五花八门，无穷无尽，如肤色、宗教、地域、语言、口音、文明、文化、阶级、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比较新的还有性别、性取向（LGBT）、粉圈等。身份政治的特点是刷存在感，力图凸显自己。这就须要强调自己的独特或优越。

国际身份政治更复杂。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等的身份，是国际政治的一大主题和冲突源。中国的崛起是跨种族、文化、文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大国崛起，必然遭遇不同层次的分群的挑战。中国国内尽管汉族人口占九成以上，仍有53个少数民族，有的自成体系上千年，如藏族；有的同外国的关系比内地紧密，如维吾尔族等。就是汉族区也有南北、东西，以及各大方言区的不同。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华、日、韩、越南、新加坡等，彼此少有认同感。东南亚几乎又是另一个天地。在世界范围内，有黄、黑、白、棕、红和居间的各种肤色的分野，更有东西、南北的区别。亨廷顿划分了五大文明，作为文明冲突的基本单位；但各个文明圈内部往往分野更严，对立更甚。

在民族国家这一层，族群身份同合法的国家暴力几乎完美组合，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层面，也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设伏处和人们关注的焦点。国与国的矛盾冲突的根源，远远不只是军备竞赛或综合实力的比拼。冲突的形式多样化，如贸易战、制裁、技术封锁、宣传战、拉帮结派搞各种排外的集团等。

人类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发明了不同的机制来弥合这种与生俱来的本性，如家族、贸易、宗教、国家、帝国、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条约和行为准则等。全球化是这些逆本性力量的集大成者。这样，人类逐步从低层次到世界范围内不断克服差异，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更大的群体认同。但这并没有改变人性，只不过扩大了冲突单位而已。

事实证明，这些人为的东西终归无法抗衡人性。冷战后，全球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日臻完善的法律、条约、组织和准则，以及由产业链构成的相互依赖，在短短几年内就分崩离析。身份政治很容易就颠覆了这些辛辛苦苦、长期积累建立起来的纽带联系和脆弱的认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二、第三国际的国际主义宗旨，都被两次世界大战中民族主义情绪冲垮了。

身份政治的力量比经济利益强大得多。在身份政治中，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大有人趋之若鹜。这里的竞争不是比谁赢得更多，而是比谁输得更惨。不良政客充分利用身份政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处煽风点火，巧妙利用人性古老的倾向。无一例外，他们这么做时，都会打着正义或替天行道的旗号。

冲突的本能倾向

人类在非洲草原上的生存竞争中，周围环境充满危险。久而久之，对潜在的危险——包括陌生人——非常敏感，看到负面的东西比正面的多，并发展出“战或逃”（fight or flight）的应急机制。群体内部的竞争一样残酷，争地位、权势，当阿尔法公兽，社会结构等级森严。团体内部的团结和合作精神是对外斗争中凝聚起来的；分别内群和外群的二元思维与生俱来。

哈佛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总结出人性中五大恶魔：控制欲、恃强抢夺、复仇、虐待狂和意识形态（尤其是各种意识形态背后的道德理想主义）。最后一项给前四种行为提供了理论根据和道德勇气，并创立了“纯邪恶的神话”。这个神话妖魔化对手，自己则永远是“真理在手，正义在胸”。久而久之，人类形成“好人、坏人”的二元思维模式，习惯性地将他人和事物归类，并用情绪化的道德判断来替代理智。

主导国际政治的是情绪而非理性。情绪的语言很简单：“喜欢”或“不喜欢”，“接近”或“疏远”。心理学家哈特（Jonathan Haidt）认为导致人类恶行的两大原因，是自尊心和道德理想主义。有不少人指出，美国在冷战中打败苏联后，敌我思维框架失衡，于是满世界寻找替代恶魔，先后有塞尔维亚、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古巴、中国、俄罗斯等上榜。这种冲动也符合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如谋求青史留名的政客和发战争财的军工复合集团。

尽管我们处在泛媒体时代，但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之间的陌生和误解让人吃惊，比如台湾和大陆近在咫尺，相互认知上的鸿沟导致台湾的教授宣称，大陆人穷得吃不起茶叶蛋。再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到印度访问时，居然说印度和中国不接壤。由陌生而产生恐惧和敌意，在战逃机制下，决心“灭此朝食”，这些都是人性的陷阱。天下大同是崇高理想，但也同人性相悖，难寄厚望。文明的大厦很脆弱，一旦垮塌后，人的行为模式就会向本能回归。

中国的形势与对策

人类进化的历史使我们对潜在威胁非常敏感，陌生人或事物在人类进化史中常常是危险之源，所以人们害怕陌生事物。中国面临的形势，被很多发达国家视为异类，定性为威胁。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崛起是个陌生势力的崛起，它们很“人性化”地采取了警惕和敌视态度：妖魔化中国，用国际主流意识形态的“民主”“人权”“自由”等口号，来拉帮结派，孤立和打击中国。在国家层面上，地球就那么大，地理位置也无法改变，“战或逃”只能选择战，而且采用的是狼群战术。

偏此时全球化发生了戏剧性逆转，中国发展奇迹依仗的许多力量纷纷退场，与中国脱钩的呐喊甚嚣尘上，反华势力异常情绪化，歼敌一千，自损九百九十九甚至赔本也干，因为这是同“邪恶”作斗争，捍卫的是价值观和原则。

中国的失误，是在市场化驱动下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后，却将其归功于马恩列斯毛的正统，并在“不忘初心”的口号下，朝着许多旧传统和意识形态回归。从世界历史来看，斯大林一脉的社会主义（在西方称“共产主义”）名誉已经无法挽回，因为它在追求革命理想中，带来太多的人道主义灾难，尽管它也曾有辉煌成就。

即使资本主义危机重重，也少有人愿意走向那条道路。向正统回归和靠拢，就会被它沉重的历史包袱拖着下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是在崭新面貌上的正名——正一个从斯大林模式脱胎换骨、能为世界大多数接受的名，而不是坚持用旧瓶子来装新酒。这样中国很容易被孤立。

目前，中国正在滑入与西方长期全面对抗的轨道。中国的强硬只会调动对方更高的积极性，投入更多资源和手段，因为西方自认为正在从事一个与“邪恶”作斗争的崇高事业，决心会更大。纳粹和斯大林政权是邪恶的，这种认知无论正确与否，在西方根深蒂固。中国对西方的针对也会做出同样，但方向相反的反应，也会变得同仇敌忾——这就是人性的陷阱。

中国有不少人期待庞大市场所带来的利益，会软化或瓦解西方阵营，但这未必能成功。如果对立的双方都进入宗教的狂热，期望一定会落空。试想西方国家都像澳大利亚一样，为了信仰和价值观，宁可歼敌一千，自损一千二。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要看中国的应对方式是否往人性陷阱里钻。

应对人性陷阱与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完全不同。后者很简单，就是针锋相对，而前者首先要认识到这是在与人性打交道，因而彼此彼此，没有对错，也用不着动怒和提高嗓门。对付人性的陷阱，最根本的办法是消除对方的恐惧，而消除恐惧的有效办法是消除陌生感。这就要求在“求同”上下大气力，在“存异”上轻描淡写。母庸质疑，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有很大不同，但双方在现代化下又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文明的差异应该带来互补机会，而不应成为身份政治的由头。解释清楚自己为什么不构成对他国的威胁，是个长期艰苦的工作，须要讲普通话而不是方言。

从人性陷阱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对外方针政策，或许就会得出一些不同结论。比如“战狼外交”，“战”应当是手段，为的是更有效地阐释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如果把它当作泄愤和表达自我正义，就入了人性陷阱了。再比如对中国国内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是纵容还是遏制？逢西必反、逢美必仇，正在形成新的政治正确。取消外语教学要求，禁止过西方节日，毕业照穿长袍马褂、拒戴博士帽等。这里需要的是理性，不是情绪化。比如是否过西方节日，要看社会是否有现实需求，以及中国传统中是否有合适的替代。如有现实需求，过西方节日未尝不可，而且能增加与他国的公约数，毕竟中国的春节在全世界都很流行。如果一味强调国粹，就会强化差异。中华文明的韧性使担心西化完全没有必要。

今后，还会有许多国家和人物在人的劣根性驱使下，不断做出令中国人憎恨的事情，但以牙还牙就正好落入人性陷阱，而且于事无补。作为血肉之躯的老百姓很难避免人本性的发泄，但作为国家领导人，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靠智慧而不是公众情绪来达到目的。优质领袖会努力防止被民粹主义绑架，劣质领袖则靠煽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来达到政治目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应对人性陷阱与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完全不同。后者很简单，就是针锋相对。对付人性的陷阱，最根本的办法是消除对方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