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明报社评

今年七一是香港回归25周年，《基本法》列明香港特区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令这个回归周年别具历史意义。当然，世情推移，变幻才是永恒，因应内外环境变化，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实践过程中，亦在持续调整，2019年反修例风暴成为历史进程分水岭，《香港国安法》实施与选举制度修改后，中央全面管治权跟特区高度自治权如何有机结合，既看中央，亦看香港。信心与信任，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关键。新时代下，香港需要强化国家意识，特区政府更要干出成绩，证明有能力管好香港；中央愈放心，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空间愈大，香港独特性愈彰显，愈能体现国家对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及作用，这对国家和香港同样重要。

中央重申一国两制

高度自治成关注点

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针对当时港人疑虑，“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等形象化说法，发挥了稳定人心作用。“50年不变”具体意涵为何，不同人有不同理解。有人指出，那只是笼统说法，皆因当年邓小平的准确说法是香港回归后政策50年不变，“50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有人甚至觉得，“50年不变”不过是政治口号，惟就算“50年不变”之说最初有权宜成分，但当它化为《基本法》条文，列明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其分量之重，实非一般政治口号或承诺可比。作为一个政治符号，“50年不变”对香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如何看待变与不变，确是一个哲学问题，视角不同影响结论。过去25年，世情、国情、港情变化巨大，资本主义世界由全球化走向“逆全球化”，中美由合作走向对抗，被视为“经济城市”的香港，则历尽政治风浪。制度的存在，是要帮人解决问题，时势变了，问题变了，制度亦要与时并进，若无法适应调整，就会失去生命力。今年初，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表示，“50年不变”是一个哲学概念，不是一个数字，只要一国两制能按正确方向行稳致远，就不会变；在香港，不少人则关注，一国两制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出现的变化或调整。

一国两制是矛盾统一体，若说回归初期更多强调两制，现在则更多强调一国。大国对抗的国际大气候，加上近10年香港所经历的政治风浪，皆有份促成这一变化。香港民主运动2010年代初开始出现质变，部分人的法治观念亦出现变化，由强调守法变成“以法达义”，政治激进化、社会泛政治化全面加速，与中央关系愈来愈紧张。2014年，政改争议愈演愈烈，触发占领运动，国务院则于同年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首度明言中央对港有全面管治权；2019年反修例风暴，港独、暴力、外部势力等问题全面迸发，中央最终直接出手，制定港区国安法，修改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角色及重要性，上升至前所未见高度；港人感受到政治收紧，亦属不争事实。

特区宪制秩序及权力，源于国家宪法，香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中央全面管治权，严格来说只是将本已隐含于基本法总则的政治关系说白。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如何有机结合，决定一国两制实践形态。历史经验证明，中央与香港关系，会影响高度自治权的“高度”，若是相敬如宾，香港政治空间可以较大；当关系紧张对立，香港政治空间则会缩小。反修例风波令中央对特区失去信心和信任，不仅涉及香港对国家的忠诚，还包括管治精英的办事能力。

1980年代，港人治港概念提出时，香港各方面表现优秀，邓小平再三强调，相信港人可管好香港。即使回归后，中央最初亦无想过香港管治出问题，甚少过问港事。未料近十年八载，香港各方面都出了大问题，反修例风暴一发不可收拾，中央对于香港管治情况，亦变为“应该过问便过问、应该介入便介入”，除了强调特区管治者要有担当干成事，切实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告别?房笼屋，港澳办与中联办的“监督角色”亦在加重，凡此种种，既是对特区管治精英的督促指导，同时亦反映了中央的不信任。这些变化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长远有何影响，有待观察，倘若特区管治精英痛定思痛，兴利除弊，管好香港，港人治港交出成绩，中央信心信任恢复，过问介入自然亦会减少。

维护香港独特性

信心信任是钥匙

香港与中央关系，经历了前所未有破坏，重建互信需时，各方面都要面对现实。历史没有如果，香港政治范式已变，无法回到2019年前状态，未来一段时间，应该先集中精力改善民生发展经济；对中央而言，港区国安法与落实爱国者治港，基本化解了“忠诚危机”，惟这并不保证香港良政善治、由治及兴，人心回归更只能逐步来。

新中国成立，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当时未有恢复对港行使主权，乃是出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大方针。现在香港回归已有二十五载，各种环境与条件亦大大不同，但这个八字方针，在新时代下仍有其作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坚持一国是前提，要发挥两制优势，必须维护香港独特性，各方对此皆有角色与责任，香港需要加强国家意识，特区官方要管好香港，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之余，亦要顾及香港独特性。各方恢复良性互动，重新建立互信，香港再上路，步伐才可更稳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