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时电子报

旺报社评

河南郑州维权民众健康码突然转为红码，行动自由因而受到限制争议事件，经当地纪委调查后，郑州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等五名官员受到党纪处分。正当中国大陆社会集体反思“过度防疫”之际，河南“红码事件”将基于大数据管治的防疫健康码制度推上争议焦点，背后含有对政府机关利用数字治理扩权滥权的警惕。

健康码制度的两个硬伤

值得欣慰的是，相较于对“清零”合理性的争论，大陆民间对“红码事件”看法高度一致，官媒也没有保持沉默，在事件爆发之初就对地方政府滥权行为予以质疑和谴责，这是倒逼郑州当地快速展开调查和惩处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早在健康码制度使用之初，大陆内部和海外舆论就提出警示，官方可能利用防疫之名监控维稳对象的行动，不料一语成谶，随着此次“红码事件”的曝光，还有一些其他维权者在网上公开自己类似遭遇。

正如大陆官媒对“红码事件”评论文章的标题：不要让健康码成为滥用职权的工具。“互联网+”是过去10年北京重点打造的发展战略，并成功应用于冠病疫情防控之中，取得不俗成效。健康码本是高效、科学、精准防疫的创新，也显示了大陆强大的数字科技实力，但这种治理创新背后，仍是由传统条块分明的地方党政制度运转和掌控，这反而造成了“互联网+官僚主义”的严重问题，使得原本旨在提升政府效率和服务能力的大数据治理遭到异化，与初衷背道而驰。

资讯的流通、整合与规模，是大数据的优势和关键所在，资讯流通愈顺畅、整合能力愈强、规模愈大，大陆健康码制度却出现了两个“硬伤”：首先是健康码制度虽然形式上实现了“全国联网”，但事实上各省、乃至地级市都各搞一套自己的健康码系统，比如北京有“健康宝”、上海有“随申码”、广东有“粤康码”等，一来造成各地系统数据难以互通，二来为地方“层层加码”提供便利。其次是健康码色彩的转换主要取决于核酸检测或个人行踪，多由智能系统自动处理，如未身处中高风险区及核酸检测阴性就是“绿码”，但事实上政府人员、甚至基层干部都可能进入转码“后台”，这就为个别人乱作为创造条件。

转化公愤为监督的力量

河南郑州“红码事件”显示，当地负责政法、维稳事务的高级官员参与防疫决策，轻易就逾越行政伦理界线，将“控制维权者”的念头与“健康码标红”相结合，而基层科员接到命令后只能照办，整个决策与执行流程都完全处于制度监察和公众监督之外，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藏在细节中的魔鬼”，那就是被处分最低阶科员所在机关“大数据局”，这个各级地方政府统一新设置的机构，负责统整和监管地方辖区内所有个人资料与网络资讯，所拥有的资源不可谓不惊人，组织地位却比较弱势，容易受到上级或同级强势部门或官员的介入，无疑助长了数字滥权的可能性。

大数据时代政府更容易利用数字科技工具扩张权力，台湾社会也深有同感。华人社会文化决定了民众习惯或容忍向政府让渡部分个人权利和自由，以换取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但现代社会对政府权力范围仍有底线。过去两年来，蔡政府为防疫推行实联制、实名制都引发社会对政府获取个资没有法律授权的担忧和质疑，而近几年民进党将执政资源挹注网军，其中存在的伦理问题也备受争议。

警惕数字滥权应是两岸人民的共识。习近平上任之初就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李克强多次表示“有权不能任性”，汪洋也曾经指出“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大陆社会自上而下对数字滥权存在纠偏共识，郑州“红码事件”引发大陆社会不分体制内外的公愤，也应该转化为持续推动监督政府和社会进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