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杭子牙

河南部分村镇银行储户与烂尾楼业主被违法滥赋红码，哈尔滨网约车司机遭交通执法局工作人员“钓鱼执法”，辽宁丹东父女（在有社区证明的前提下）黄码看病被警察刁难后反抗分别被行拘和采取强制措施，这几起事件有个共同特征，都是地方官员因涉嫌滥用公权，刁难有正当利益诉求的群众，导致最后被内地舆论“反杀”，对他们的追责处理力度虽然不尽如人意，有些甚至到现在还没有被进一步处理，但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为之付出了代价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这些地方官僚和公职人员敢于如此肆无忌惮滥用公权？一个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地方“权大于法”，法律与法治的尊严在权力面前脆弱无力，官僚缺乏对法律和人民群众的敬畏，总觉得自己背后有公权力做后盾，是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特权阶层，因而可以胡乱作为甚至违法作为而不会受到相应惩罚。

在本质上，这就是官僚主义的一个变种，而且是最丑陋的变种。

令人不安的是，经济低迷与针对新冠疫情推出的防控措施，在无意间又为这种丑陋的官僚主义提供了搭便车的绝佳机会，使得他们可以更堂而皇之地搞出一些乱七八糟地东西，打着疫情防控或经济社会治理的旗号，或赤裸裸谋取私利，或把各种管控措施推向极致，不仅制造了社会对立情绪，侵害了群众利益，而且还解构了疫情防控的正当性。

最近这几起事件，看起来是孤立事件，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它们其实极具代表性，都一致反映出当前内地不少地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旧脆弱苍白，但是官僚主义和违法乱作为却不断花样翻新、疫情防控总是被推向极致，被“一刀切”滥用的无奈现实。

过去这三年来，尽管国家在中央层面三令五申，必须统筹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要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疫情防控要考虑群众基本生活与生产需求，要在有力度的同时体现出对人民群众的“温度”，但是在不少地方部门与官僚那里，这些要求都成了耳旁风。相反，一些突破人伦道德乃至法律底线的事情屡禁不绝，过去三年，只要不聋不瞎，没有被自我构筑的讯息茧房屏蔽，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听到过这样或那样的悲剧故事。在香港，很多人也时有耳闻。

事实上，疫情等各种内外因素对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的冲击，已经远比一些人想象的要严重许多了，这些打着“政治正确”旗号，在疫情防控掩护下胡乱作为的行为，真的使不少人觉得雪上加霜，使得他们不仅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需要随时面临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在遇到困难需要特别关怀时，反而进一步在物质与情感方面遭遇意料之外的双重挫伤，有些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最惨痛代价。

一个比较普遍的担心是，如果这些突破底线的事情频繁发生，如果这些官僚主义乱作为、违法作为现象不能尽快得到有效制止，随着内地疫情防控常态化延申所导致的社会集体心态变化，如果这种焦虑与负面情绪不断累积，不仅普通大众的生产生活质量会受此困扰出现大面积下降，在社会层面也可能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所以，如何在进行疫情防控的同时，照顾好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使他们在遇到困难时能感受到社会尤其是体制带来的温暖，而不是像最近频繁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样反向冲击当事人与普通大众的心理底线，使他们雪上加霜，在今天比以往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