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近来已因俄乌战争“一夜回到解放前”、彻底决裂。曾几何时，俄罗斯强烈表达出融入西方大家庭的愿望，与西方国家也一度交好。然而，冷战结束后的西方，为何在对待俄罗斯时，不能像二战后对待德国那样，也纳入到同一个体系共享繁荣？“俄罗斯问题西方化”为何以失败告终？

回到20世纪上半叶，作为当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德国，对欧洲来说是一点也不亚于今天俄罗斯的一个大麻烦。与当时的欧洲政治家一味致力于对德国围追堵截相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很早就为“德国问题欧洲化”，找到一个巴黎和会的主导者所没想过的方案：建立自由贸易联盟、提供国际贷款和改革国际币制。凡尔赛和约的战胜者，在制定基于削弱德国的政策、建构迦太基式的和平时，没有想过在一个工业化迅猛发展、贸易依赖关系极为繁杂的时代，“整个世界是一个市场”，对战败国经济的全面针对，所摧毁的不仅仅是战败国，相互联结的国际经济体系，也会殃及自身。

二战结束后，欧洲逐渐建构起一体化的经济联盟，全球也形成自由贸易体系，十分清楚证明了凯恩斯的远见。70多年来，德国不再被欧洲人认为是一种威胁，相反是欧洲经济政治秩序的支柱。

凯恩斯当年对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什么没有套用到俄罗斯身上呢？一种说法是西方国家基于对苏联的记忆，一直对俄罗斯心有余悸，因而仍刻意防范。这说法是欠缺逻辑的，战后西方国家对德国，难道就不是“心有余悸”吗？可能还是要回到凯恩斯方案来找原因。在凯恩斯当年为德国问题欧洲化苦思冥想的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他的方案实际上存在着空间限度，即将德国纳入一个与其他欧洲国家共同的分享体系时，这个体系想进一步扩容，其实是很难的。

在凯恩斯的时代，世界还是以欧洲为中心，亚非拉等世界最广大区域，大部分都还是欧洲人的殖民地，这其实构成了他的方案成功的基础。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世界其他区域为边缘的国际秩序中，为欧洲所能控制的世界资源和市场，足够少数欧洲工业化国家实现共同繁荣。这些工业化国家间的合作，可以在内部建立秩序的同时，将暴力外部化，即如英国左翼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欧洲体系具有双重特征，“在核心区域维护和平，而在殖民地等边缘地区实行暴力”。

国际秩序的真实内涵

二战结束后，欧洲殖民体系逐渐瓦解，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秩序的明规则，是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体现的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但中心—边缘的等级性国际秩序，并没有真的消失，而是作为潜规则和隐秩序，一直延续至今。只是以往在殖民秩序下，以直接驱使为特征的绝对等级性权力秩序，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共同而有差别”的国际秩序，即所有国家在明面上，主权一律平等，但在实际运行上仍存在着权力差别。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这种秩序的主要表达，所有国家都须要遵守相同的规则，但这规则的真实内涵，其实不是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而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七国集团每年的年会，讨论的不仅仅是七个国家的事情，也是整个世界的事情，它们商议好了再推动转变为全球规则。“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以西方国家所制定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谁是规则制定者，才是关键所在。

战后以来的美国霸权和上世纪70年代后建立起来的七国集团，是当代版本的全球中心—边缘秩序的体现。凯恩斯的方案在这种秩序中是可行的，但如果去中心化，这个方案就会遇到瓶颈。世界并不需要那么多工业化国家，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也成为工业化国家之后，人们发现，中国一家就可以生产出供全球使用的大部分商品。在全球性的分工体系中，规则制定、货币供给和工业品生产，是少数国家的事情，其他国家如果也想加入，就有可能瓦解少数国家的优势地位。这是掌握规则制定权和货币主导权、并以知识产权维持技术优势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在最近几十年来出人意料的经济增长，所打破的正是战后以来的中心—边缘国际秩序，威胁到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潜规则。近些年来，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摆出一副不将中国打垮不罢休的架势，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发展已经触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奶酪。

如果说苏联解体后几年里，俄罗斯对成为西方国家还怀有念想的话，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念想已一步步破灭，并对与西方搞好关系、实现共同发展不抱希望。70多年前将德国吸纳入少数工业化国家的空间，今天已经没有了，德国问题欧洲化，已不可简单套用到今天的俄罗斯问题西方化。曾经一心向往成为西方一员的俄罗斯，最终既未能加入欧盟，也未能走进北约；相反还进一步受到北约东扩的威逼，反映了当今世界最有效的区域共同体，以及世界最大的军事集团的扩容限度及本质所在。

俄罗斯期望作为西方一员的尊荣，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定位，是严重错位的。西方并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不可能给俄罗斯提供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空间，而是希望它永远处在初级产品提供者的边缘位置。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后，西方国家以自己而非联合国的名义，对俄罗斯发起一系列欲置之于死地的制裁，对它的损害是巨大的。但这也让其他非西方国家再度警醒，它们看到的是70多年前的世界秩序和权力结构，又回归当代国际关系。

在美国总统拜登炫耀北约的团结时，非西方国家也清楚看到当代世界在“主权平等”名义下的国际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实质，少数西方国家压倒性的暴力集结能力，和对不顺从者的威胁意志，仍是当今世界秩序的核心所在，也是问题所在。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在全球性的分工体系中，规则制定、货币供给和工业品生产，是少数国家的事情，其他国家如果也想加入，就有可能瓦解少数国家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