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基础，但又必须超越它，因为在西方文明的尺度下做得再好，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当个跟班的。

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就不断保证“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并由邓小平在1974年4月9日在纽约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向全世界作出郑重承诺。改革开放一旦有成效，中国就提出要“和平崛起”，并随即改口为“和平发展”，担心“崛起”二字会刺激他国。中国领导人说中华文化传统中没有对外侵略扩张的基因，老百姓认为“中国威胁论”很可笑。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和平的意愿真诚且实在。

但这在国外基本没有市场，近乎大国独白。这里有三层原因。第一层是中国的体量在全球化进程中造成的冲击：中国崛起的震撼波及地球每一个角落，形成的挑战也是世界性的，给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须要很长时间来化解。

第二层是大国崛起的一般性规律。一个国家一旦上升到老二地位，就会面临多重压力：守成大国本能地要阻止它，普通国家也会掂量二者的利弊来决定它们的对策。但无论如何，全世界都会以下一个领头羊来审视它，使用的标准大大高于普通国家，使它感到处处被苛求、遭遇双重标准的压力。

第三层是本文重点，即文明大国崛起的特殊性。同日本崛起时对西方文明亦步亦趋相反，中国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必然会被西方视为异己，引起警惕和对抗。

文明大国的崛起

大国崛起，在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靠的是武力征服，文明先进与否是次要的。在金戈铁马时代，落后的渔猎和游牧民族可以轻易征服发达的文明中心。如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冲垮后，欧洲就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但二战以后的核武器时代，这种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

首先，传统依靠武力攻城掠地已经不被世界所容——二战以来还没有一个小国弱国被武力吞并。相反，不断有小国甚至袖珍国家诞生，并且大都生存下来了。其次，霸权国家必须代表先进文明。代表西方文明最高成就的美国，改变了大国崛起含义，使其成了“被广泛接受”的同义词。虽然实力仍很重要，但大国崛起的根本力量，已经从传统的硬实力转向感召的软实力。在这种条件下，异质文明大国的崛起，比同质文明中的霸权易手，要困难得多，对世界的冲击也要大得多，而且没有成功先例。

历史上，中国以高度发达的文明为基础建立的东亚秩序，偏寓于欧亚大陆一端。中华帝国从未在世界舞台上驰骋过，它依靠封闭保存下来的文明优越感，已被西方工业文明粉碎。如果说在历史上中国的宿命是“独善其身”，如今要“兼济天下”，确实勉为其难。中国的崛起可以概括为“五跨一缺”：跨种族、跨文化、跨文明、跨意识形态、跨政治制度和缺盟国（缺乏认同的反映）。作为“五跨一缺”的老二，中国不仅面对大国兴替的一般性矛盾，而且还不得不应对由自己“异类”身份而产生的特殊性挑战。

美国倾注在它霸权中的传教士式热情，源于建国的哲学理念。作为一个异质文明大国，中国的真正崛起，必须建立在文明优势上，而不仅仅是军事实力和国民总产值。因此，它很可能成为下一个传教士国家，传的一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超越型文明大国

异质文明的崛起，必然伴随新理念的传播，也必然会对现有的普世理念形成挑战，并受到后者针对。新文明理念和制度，必须显示出对旧文明的优越性，方能被广泛接受，代表新理念的大国才能真正崛起。中国崛起要超越的，是强大的现代西方文明和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现代化是一对孪生子，要现代化就无法撇开它。自由资本主义创造了现代奇迹，大大推动世界历史的进步。在它的冲击下，中国经受百年耻辱，但也因它得到救赎，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封闭守旧的生活方式，可以在广泛的领域中同先进国家竞争。中国崛起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基础，但又必须超越它，因为在西方文明的尺度下做得再好，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当个跟班的。

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出乎人们意料，这表明中国的实践中，包含了许多非西方文明的因素，须要总结上升为系统化的理念和制度，使世界各国都能理解、认可、乐于效仿，这就是超越。

比如人权这个概念，它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构建，而不是对人本性的归纳。中华文明本没有这个概念，但它一旦在中华文化中构建出来，就一定不同于西方的。这种不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比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更切合实际、更全面、更人性化，因而能够上升为国际共识。另一种则是稀释和降低标准，为侵犯人权的现象辩护。前者是超越，后者不是。

再如政府的角色。在西方，政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恶（necessary evil）。自由主义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防止政府干坏事上。所谓小政府、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法治、选举民主等制度安排，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中国文化传统则强调政府为民做主，政府为此要承担广泛责任，即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所说的“广义政府”。为此，政府须要掌握大量权力和资源。东亚各国二战后的经济奇迹，都同根源于传统文化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分不开。这也是超越。

但这种超越避不开西方文明中“权力腐败”的真知灼见。大陆政府的“全过程民主”，如果不仅仅是口号，认真做起来也不失为一种超越的尝试。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的狭隘与局限性日益明显，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动荡下，一枝独秀。这表明中国有可能贡献出更加优越的替代方案，这是中国的历史机遇。中国以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一带一路”等大手笔项目来转换国际角色；大批中国学者跃跃欲试，鼓吹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优势，以及未来世界的中国中心论。

然而中国的功课明显做不足。中国的理念、价值观、制度和许多政策和做法，远远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相反，它们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认定为与中国“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理由，成为它们推动与中国脱钩的根据。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如何作出正确选择，不犯颠覆性错误，是对中国领导层智慧的考验。

避免颠覆性错误

中国最可能在两方面犯颠覆性错误：复马与复古。

复马即回归马克思主义正统教条。也许是出于政治需要，也许是因为习惯势力或缺乏创新力，宣传部门将中国在放权让利、市场化、全球化、向先进国家靠拢的全面改革开放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荒唐地说成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里不仅缺乏理论的想象力，还有偷梁换柱的不诚实，也放弃了在总结提高的基础上超越西方的机会。

结果，理论上的僵化使中国缺乏国际感召力，轻易被西方定义为苏联还魂、红祸再起，在国际关系上变得处处被动，“大外宣”也每每出丑。在国内则靠封锁、针对来维护牵强附会的官方话语。中国的许多做法，正在印证外国对斯大林体制残酷性的印象，造成人们对中国崛起的害怕，为“中国威胁论”喂料，为西方国家建立遏制中国的统一战线创造条件。

复古潮同样逻辑混乱。它的底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针对的却是成功的原因。这些“弄潮人”似乎忘掉了封建社会的精神枷锁和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忘掉了五四精神和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他们追捧“中国特色”达到了“逢西必反”的狂热程度，对中华文化的糟粕也是兼收并蓄。这同西方许多人的“逢中必反”异曲同工，双方都不明白人类文明是在借鉴和积累中，而不是在相制相剋中进步的。

异质文明大国崛起的长期战略

中国有和平崛起的良好愿望，却无有效战略。这是因为对自己异类崛起的艰巨性、复杂性的认识不足。文明传播是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最重要是有耐心，不急不躁，从长计议。

其次，现代大国崛起贵在被认同，异质文明大国崛起更须在求同中存异。当今的任何大国强国，都是立国于同样的现代化基础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大陆政府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国际关系上的“人类共同价值”，其实都没有脱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范畴。此外，要建立尽可能多的共同事业纽带，比如反恐、自贸协定、朝核、世贸组织改革、联合国改革、维和行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一带一路也可以扩大为世界经济相通相连、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工程，让发达国家充分参与。

第三，做好经济基本盘自立。仇外、怯异、搞区分敌我的团团伙伙，这些都是植根于人性中的坏毛病，所以中国必须为长期被孤立和针对做好准备。中国在工业设计软件和光刻机等方面的对外依赖严重，而且未能建立起足够的反向对冲，这恐怕是太迷信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自由主义理论的缘故。

总之，中国需要的是天下归心的雄心，而不是战胜天下的野心；要耳顺，能够接受批评——即便是恶意的；要有“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胸襟。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