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对国际局势、世界格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他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如下几点,却是可确定的:
首先是伊朗和朝鲜弃核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独立之初,乌克兰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和核技术,远超中、英、法,是仅次于美、俄之后的第三大核国。设想一下,如果乌克兰仍保有一定的核力量,俄军敢攻入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但乌克兰却在独立之初就选择了将自己的核武器全部销毁,结果是今天连自己的安危都无法得到基本保障。
兔死狐悲,乌克兰的这一经验教训,无疑会极大地刺激到伊朗和朝鲜,它们之所以要以近乎惨烈的代价进行核试验,目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于获得政权安全的博弈筹码。如今,担忧重蹈乌克兰覆辙,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诉求。
也就是说,没有核武器这个“杀手锏”,朝鲜和伊朗的统治者是不会安心的。尤其是利比亚卡扎菲及眼下乌克兰的前车之鉴,更让它们有理由去怀疑任何国家的任何承诺,使得它们不仅不会弃核,还可能进一步加快核武器的研发。其他缺乏安全感的国家,也会持有相同观点,这会加速全球核扩散,无疑会增大爆发核战争的风险。
全球军备竞赛加剧 小国对大国疑惧加深
其次,必然会加剧全球军备竞赛。俄乌战争,无疑被视为是过去几十年来对全球稳定和安全的最大挑战,这种观点在欧洲尤其有市场。于各国而言,受俄乌战争的影响,必然会作出重新加强国防能力的反应,各国的国家政策必然会出现明显的改变。
3月1日,瑞典首相安德松宣布,瑞典将增加国防预算。她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说:“瑞典的国防能力须加强,重新武装起来的进度须提前。我们并没有受到针对瑞典的武装袭击的直接威胁,但整体的威胁程度已经提高。”
在此之前,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宣布将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包括批准1000亿欧元的专项资金,并将于今后每年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提升到2%以上。此举打破了德国原先在防务问题上的传统原则。这势必会引发骨牌效应——各国均会基于自身安全考量而加速扩充军备,导致一轮全球军备竞赛。当然,这种转变将在俄罗斯的东欧邻国表现得更为明显。
再次,则表现为小国对大国的疑惧加深。抛开其他因素不论,正如美国资深参议员桑德斯,和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教授,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的辩护所表明的,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深层逻辑,其实正是基于门罗主义。这也是泛门罗主义的罪恶之处,它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化大国的特权——为了确保自身绝对安全,大国可单方面认定:小国甲是我的藩篱、小国乙是我的后花园……这些小国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大国意志,否则将面对严厉措施。即大国可以以牺牲小国的主权、平等,牺牲《联合国宪章》精神,来换取自身的绝对安全及利益。受此次俄乌战争影响,可预见的是,不独欧洲,乃至全球,小国对大国的疑惧都会随之加深。
此外,东西方的战略互信会进一步下降。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在欧洲是北约东扩,在亚洲是重返亚洲,和中美贸易冲突加剧,东西方之间的相互猜疑加深,战略互信开始减弱。随着俄乌战争的加剧及其后的经济制裁,以及人为划定阵营,可预见的是东西方之间的战略互信只会进一步下降。
当然,于目前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在于由战争及经济制裁所导致的能源危机,及由此而加剧的全球通货膨胀问题。如果各国货币当局仍然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俄乌战争的第五大遗产,很可能是新一轮全球滞胀。经济学家都倾向于认为,造成1970年代大滞胀的主因有二:一是经济产能被负面的供给震荡而减少。例如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引发商品价格上升,同时经济放缓。另一原因为不当的经济政策,尤其是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导致当时石油危机的导火索正是第四次中东战争。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