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远

在2021年10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正在考虑以“印太经济框架”的形式，提出一项重大贸易和经济倡议，该框架将围绕贸易便利化、数码经济标准和技术、供应链弹性、脱碳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工人标准等领域。

2021年11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访问亚洲国家时表示，美国不会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而是可能在2022年初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以通过一种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方式，加强同本地区盟友的关系。

此外，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今年1月也表示，美国将在2022年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济接触。可以预测，美国准备重点推介“印太经济框架”，在经济领域发力对华展开战略竞争。

经济框架的战略意图

一、为“印太战略”奠定经济基础，遏制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实力。

特朗普政府主推的“印太战略”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工具，但是特朗普政府退出CPTPP等行为，却降低了工具的效力。拜登政府深刻意识到，美国要想实现对中国有效遏制，需要一套成熟完善的经济和贸易战略。因此，拜登政府在继承“印太战略”的同时，注意利用低层经济基础对上层战略建筑的决定作用。拜登政府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可赋予“印太战略”和对华战略所需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效能，以及为降低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为其他印太国家提供经济替代方案。

二、解决美国技术转移、产业依赖等长期困扰问题。

“印太经济框架”会涉及数码经济、供应链弹性、出口管制等几个关键领域，意味着该框架旨在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同时加强对出口的监管以避免关键技术的泄漏。在产业标准方面，美国一直对中国的补贴政策、网络审查和限制数据流动等“数码保护主义”不满，而这些问题在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中也纠缠未解。

美国须要另起炉灶，通过发挥“布鲁塞尔效应”（编按：指利用自身市场力量单方面监管全球市场的能力），重新树立起美式规则和标准，对他国尤其是中国技术、贸易等进行规约。在产业链稳定方面，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疫情所致的产业脆弱性，致使美国考虑在联盟内部建立一条“去中国化”的西方产业链，“印太经济框架”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和关键起点。

三、解决“国内政治掣肘”“区域政治分歧”“国际协调不力”等问题。

在政治两极分化、两党矛盾尖锐和拜登政府中期选举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并实施并非易事。正如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卡特勒所言，美国政府须要制定超越对话、原则和最佳实践的具体举措，而不是修改美国法律的可执行协议。拜登政府也正意识到国内政治掣肘，正在拖累美国的区域／全球贸易议程以及对华战略。

于是，拜登政府在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时明确表示，美国不会采取典型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此外，“印太经济框架”可能会采取的“模块化策略”“少边主义”等方法，一定程度上可解决国内外庞杂政治议程所带来的集体行动困境。

印太经济框架的影响

一、改变“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元背离情况，挤压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影响力。

在亚洲地区，一直存在着“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元背离情况，导致美国对华安全和外交政策，屡屡因为其他国家对华经济依赖而受挫。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RCEP和CPTPP等关键区域协定，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与其他亚洲经济体日益紧密的联系，更是感到不满。

美国通过推出“印太经济框架”而非简单贸易措施，注重从质量、效力、战略等方面，加大对中国对亚洲国家的经济辐射力的抵制，以及加强对印太国家经济方面的有力拉拢。

二、印度、亚细安等国家可在避免“选边困境”情况下，自由加强对美合作。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导致印度、亚细安等亚洲国家陷入了中美之间的“选边困境”，而经济议程往往很少具备政治或外交对抗色彩，更容易被中间国家和大国所接受，因为经济合作更多被视为国家基于自身利益所进行的中性色彩的合规合法行为。

同时，印太国家对“四方安全对话”（Quad）“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及“五眼联盟”等安全／政治组织，显得尤为谨慎的情况下，“印太经济框架”可实现隐性加强战略协同以及平衡／遏制中国的目的。

三、通过整合盟友和资源，形成一个排除中国的“印太价值链（产业链）”和“印太权力架构”。

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削弱了美国在印太地区投射经济实力的能力。为了最大限度扩大美国印太足迹，拜登政府在三个方面采取了行动。一是发起“美国制造”振兴国内制造业；二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启动基础设施计划投资东南亚；三是推动数码自由贸易协议，以加强同印太地区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联系。

“印太经济框架”正是对这三项行动的升级和综合，把此前的“蓝点网络计划”“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统筹到美国的框架中，同时将技术（贸易）标准、伙伴关系等关键要素纳入其中，实现国内产业振兴、联盟伙伴聚力和印太经济联系之间的互动，形成一个排除中国的“印太价值链（产业链）”和“印太权力架构”。

总之，“印太经济框架”与美国传统的政治、安全措施不同。这一经济框架的提出，既是美国填补“印太战略”经济要素空缺的关键之举，也是响应印太国家发展国内和地区经济诉求的核心举措。

随着“印太经济框架”的快速灵活推进，中国在亚洲／印太地区将同时面临安全威胁和经济脱钩的双重风险，中国迫切须要在经济深化和经济战略等方面，加大战略部署和政策调试。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