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一大失败在于它没有为所有美国人服务。

在美国，受过四年大学教育的人，在美国的成年人中也就是三分之一占比，他们富裕起来了，但另外三分之二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群体是失败一族，不仅是相对的失败，更是绝对的失败。

事实越来越清晰，不容忽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其前景越来越糟：他们正在遭受物质损失，承受更多的痛苦和社会孤立，他们的寿命也越来越短。

1970年之后，美国进步的引擎开始熄火。从1980年代初开始，经济增长放缓，曾经基本平等的收益分配变得越来越头重脚轻。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艾曼努尔·萨伊兹（Emmanuel Saez）对美国税务记录的重要研究表明，那些处于最高层的人过得最好。

尽管许多持不同计算方法的评论人士质疑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程度，但没有人能够反驳这一趋势。也有人认为，只要每个人都在变得更富裕，就不必担心。对他们来说，具体指标的下降，是一个更严峻的挑战。在没有大学学位的男性中，实际工资中位数（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经历了50多年的下降趋势。在经济繁荣期间，这个趋势一度被抑制，但从未恢复到之前的峰值。即使在新冠疫情前的繁荣高峰期，工资中位数也低于1980年代的任何时候。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对普渡制药公司破产举行听证会时，人们在法院外组织抗议。

批评者认为，这些数据没有包括各种工人福利，例如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然而，这些福利成本的大幅上涨本身就导致了工资的下降和低技能人士就业机会的减少。在分析中包含这些好处就像抢劫某人还要向他收取“攻击成本”一样。

我们对“绝望之死”的研究结果，再次削弱了所谓“尽管具体证据指向反面，但美国工人仍变得更富裕”的论点。死亡比实际收入更容易衡量。1992年，拥有大学学历的男性和女性在25岁时的预期寿命比没有大学学历的人长两年半。到2019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六年半；从2010年到2018年，没有学位的人在25岁的预期寿命每年都在下降。

意外药物过量是这个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80年代末以来，“绝望之死”人数增量的一半以上来自药物过量致死。在1980年代末，美国每年约有6万人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疫情暴发前夕，每年因绝望而死亡的人数为17万人，其中药物过量死亡占最大份额，但不到总人数的一半，但是因药物过量致死的人数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其他因素。或许美国面临的不是“绝望之疫”而是“药物过量大流行”。这是美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

死亡是因为药物还是绝望？这个区别很重要。如果死亡“只是”因为药物过量，那么可以归咎于一些不道德和监管不足的制药公司和分销商。这意味着社会没有根本性问题，当然也没有迹象表明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存在严重缺陷。相比之下，绝望是美国工人阶级之痛，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广大工人群体，他们的工作机会、婚姻以及他们所依赖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被削弱了。

美国弗吉尼亚州约克郡一起缉毒案现场发现的证据奥施康定药片。

毒品流行的故事是少数坏苹果之一。这个绝望的故事是一个没有为广大民众服务、实际上把他们视为二等公民的社会的故事。

许多迹象表明，是否接受了4年大学教育，是绝望程度的重要分水岭，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普遍感到绝望。这个群体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指标逐年攀升，他们越来越多地难做一些基础的事情，例如爬楼梯或参加社交活动，更容易有慢性疼痛，酗酒，而且更不快乐。

毒品流行不像蝗灾或地震，它们折磨着已经陷入困境的社会。想想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没有什么可以为苏格兰鸦片商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和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的掠夺行为，以及英国首相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决定派遣海军支持他们的决定开脱。但毫无疑问，清帝国的衰落是随后阿片类药物流行的先决条件。

这不仅是一场药物过量的公共健康危机，更是一场经济危机：美国工资增长缓慢，医保负担严重，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承受着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感。

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自杀率的变化。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认为受过教育的人自杀的可能性更大，而当今美国没有学士学位的人的自杀率更高。

相比之下，过去20年全球自杀率一直在下降，包括欧盟和其他高收入国家。就连日本和芬兰这两个长期受自杀困扰的富裕国家，现在的自杀率也低于美国。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自杀率也出现了特别快速的下降——自2000年以来下降了一半。虽然俄罗斯的自杀率仍然高于美国，但美国正成为类似于过去的自杀热点地区。

自杀率提高绝非资本主义民主繁荣的象征。资本主义原则没有问题，但今天美国所盛行的资本主义版本大错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