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党极化的政治过程——精英和大众

孕育政党极化的制度条件是选举制度和两党制度，而造成政党极化的直接行为主体则是精英和大众。

首先，以选举胜利为导向的政党精英通过选择偏离中间路线的极化政纲，驱动政党极化过程。美国历史上高度极化时期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政党领袖为了党派目的而斗争。在建国时代，麦迪逊和杰斐逊与汉密尔顿抗争引发了联邦主义运动;在进步时代，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和伍德罗·威尔逊等政党领袖煽动民主党的民粹主义热情；20世纪80年代以后，保罗·韦里希，罗纳德·里根和纽特·金里奇等政党领袖狡猾地恢复了权贵阶级的优势。

政党极化是各政党获取优势的战略手段，也是战略结果。政党极化的原始动力在于增强党派影响力，这依赖于美国以州和国会选区为地理空间单位的选举制度。这意味着，以选举胜利为导向的政党精英们需要同时在多个不同区域竞争，为此他们必须选择不同于中间投票人理想政策的政纲才能脱颖而出。

中间选民定理认为所有选民的选择偏好都可以在坐标平面上找到对应的一点，这样的政策偏好图呈现在坐标平面上是一个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所有的选民都只会将他手中的选票投给所提政纲与自己的政策偏好最接近的候选人，因此形成的是单峰偏好而非双峰偏好。

然而，该定理却与实际选举情况不符。在单区和多区环境中，参选政党的行为风格取决于平衡竞争目标的需要，两大政党必须确保与对方争取选民投票的同时，阻挡其他潜在政党的崛起，即实现迎合选民和进入威慑的双重目标。

斯坦福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史蒂文·卡兰德认为如果两大党仅在单个地区竞选，那么两大党可以通过争取中间选民以赢得选举，而且无需担心其他政党会趁机崛起。然而两大党的竞争范围不仅局限于一城一池，而是全国范围不同区域。在多个区域竞争的情况下，为了维持两大党主导竞选的平衡局面且保证其中一党能赢得选举，双方都需要对称地偏离中间路线，选择非中间政策立场。简而言之，共和党和民主党不仅要竭尽全力赢得全国性选举，还要稳定两党主导竞选的局面，防止新的竞争力量出现。为此，共和党和民主党只能分别提出有别于对方的分歧性政纲，极化现象则应运而生。

其次，精英通过“自上而下”的影响，为大众提供极化的意识形态和选择，这种政治环境与现代媒体相配合使大众的选择“非此即彼”，进一步强化了政党极化现象。通过强化意识形态色彩以突出政党特色，利用媒体报道以引导公共舆论的讨论方向，政党精英促使民意两极化，为政党极化创造了大众基础。

大众中的温和派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和政策主张等方面的比较，为手中持有的选票勉强找到“归宿”。例如，在2018年的调查中，44%的中立者虽然选择倾向于共和党，但因为对共和党领袖感到失望而拒绝加入共和党;58%的中立者倾向于共和党，不是因为认为共和党的政策好，而是因为民主党的政策更糟糕(见下页表)。这种“矮子里拔高个”特征在希拉里和特朗普竞选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精英极化不是简单地创造了一个极化的政治环境而已，而是深刻地塑造了大众的推理过程和政策态度，因为极化的政治环境从根本上影响了大众做决定的方式，增强了政党所持意见的影响力，降低了实质信息的影响力。为了强化大众参与党派驱动性推理,精英极化采取更加清晰的政策信号和更加突出的政党身份特征，而进行党派驱动推理的民众则会主动寻找支持其政党政策的信息，反驳挑战其政党地位的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的媒体则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极端化言论，虽然让其反对者深恶痛绝，但却牢牢地吸引了其支持者。除此之外，媒体报道将政党的分歧塑造成政党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而非战略动机的分歧。虽然媒体的报道为大众提供了公平审视两党的平台，但由于大众紧密聚集于单一新闻来源，对报道的选择性阅读使大众的意识形态倾向难以被说服，政党极化因此在大众中得到了持续性的动力，例如，47%的受访者引用福克斯新闻作为其政府和政治新闻的主要来源，远远超过调查中的任何其他群体。

总之，政党极化现象是美国政治历史上的常态，这种常态源于美国至高无上的宪法，根植于贯穿于历史的阶级斗争。在个人主义和现代媒体的催化下，始于精英的极化现象扩散至大众层面，反过来又增强了精英极化的群众基础，政党极化就是在如此的循环之下演化至今。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极化并不必然引发政党极化，例如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国内的人权运动和国际上的越南战争，使美国人在许多议题上陷入极化，但没有造成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明显分歧。

结语

极化是美国政治系统内的常态，其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状况，当极化到一定程度时，两极中的某一极的势力会必然衰弱，整体极化趋势会自然而然地跌入低谷。而政党极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精英驱使的过程，普通民众作为回应精英极化的一方对极化的趋势走向影响较小。

如美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菲奥瑞纳认为，真正极化了的是政治精英与少数政党活动家，有党派归属的美国人现在更有可能附属于他们认为“正确的”政党。而总统作为精英的代表，既是极化的受害者，也是极化的始作俑者，甚至经常是政治极化的焦点，特朗普就是典型代表。

政党极化是美国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程度不同的一种政治常态。从建国时期至今，美国两大政党与各自阶级一直站成一队。

一个政党一贯追求经济精英的利益，认为有益于商业阶级的就是有益于国家的。该政党的名称随着时间而改变(联邦党人，辉格党人，共和党人)，但动机一直保持不变。另一个政治党(民主党－共和党，民主党人)拒绝了这一理念，认为对于有益于广大公民的才是有益于国家和商业的，政府有积极的义务保护群众免受来自财富主导体系的邪恶侵害。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理念鸿沟使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分道扬镳。因此，政党极化本身并不是新生事物，当前美国政党极化之所以引人侧目的原因在于政党对政治“游戏规则”的认知差异，也就是关于民主概念的认知差异。个人对游戏规则的违反会得到政治体系中大量政治积极分子以公开欢呼或默默支持的方式表达的广泛支持，这些违规行为甚至已经形成党派政治立场。

一些学者认为两个阵营之间的深刻敌对情绪是“情感上的两极分化”，导致国会政治中粗鲁和教条主义不断增加选民中党派阵营之间高度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反对的观点在政治辩论中不被视为不同的一面，而是一种道德错误的选择。这种对抗局面必然导致国会等政治机构出现僵局，解局的办法是“有为”和“无为”两种，前者指制度改革，然而数年来美国国内关于制度改革争论并无后文;后者指“守株待兔”地等待两党中的某一方势力衰落，当共和党或民主党彻底分出胜负之后，政党极化引发的僵局亦或可得以解决。

对于中国而言，随着中美两国政治、经贸等层面的交往程度加深，如何理解美国国内政治问题深刻影响了处理中美关系时的方式和效果。

就美国政党极化问题来看，由于美国政党发展的基础是其代表的阶级利益，这决定了各政党的对华政策都需要以巩固其阶级基础为前提，实质上反映的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当前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加剧，保守主义势力抬头，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正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精英阶层的新一轮党派博弈手段，试图通过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等问题提振美国国内经济，避免大众因不满现状而对美国现有的社会契约进行挑战。因此，中国在处理当前的中美关系时要将美国国内政治特征考虑在内，正确评估美国国内的发展状况和政党极化趋势，积极应对美国政党极化为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