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灿荣、汤祯滢
2018年10月6日,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在一片争议声中惊险通过了美国参议院的投票表决,成功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投票结果显示,共和党参议员中除一人弃权、一人缺席外全部投赞成票,而民主党参议员中除一人外全部投反对票,可谓完全以党派划分立场。
这类政党极化现象在美国日益显著,政府预算、医疗改革和移民政策等事务常因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而久拖不决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弊病的思考。有学者认为三权分立体系和议会风格的政党搭配已经开始呈现根本性“错配”症状。也有学者从理论层面反思了美国的民主体制,如弗朗西斯·福山就提出,美国的民主政治(democracy)已经变成了否决政治(vetocracy),由于制衡机制的存在,政治体制的某一个部分能相对轻易地阻挠其他部分,整个体制其实完全受制于否决权。
曾高度自信的美国民主体制未来如何,似乎也只能寄希望于体制的自我纠错能力。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政治制度弊病更加公开化,自我堕落式政治行为让各界大跌眼镜。那么,美国民主体制究竟是如何从“别人家的孩子”变成“熊孩子”的呢?根源在哪?它是否有自我拯救的可能?
通过研究,笔者发现美国参议院内部的政党极化可谓美国政党极化现象的缩影,美国学者将参议院暴露出来的问题称为“参议院综合症”(Senate Syndrome),表现为阻挠与限制模式(pattern of obstruction and restriction),含义是少数派利用审议程序阻挠法案通过,而多数派利用审议程序限制少数派阻碍的力量。
本文通过观察美国现代“参议院综合症”的成因,透视了美国政党极化的根本原因,首先从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两个层面考察了“参议院综合症”产生的动因,进而对“参议院综合症”背后政党极化的两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最后基于历史、制度与政治实践分析了当代美国政党极化的成因。由此,本文认为美国体制要自我拯救可谓困难重重,通过制度改革缓解政党极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参议院综合症”产生的双重动因
美国政治学会的施茨奈德将美国政治史比喻为政党和宪法的不幸婚姻史,是在不可抗之力和不可易之物结合下的神奇变种。
作为立法机构,美国参议院是政治体制内的特例,其特殊性表现在:与众议院分享立法权力;参议员在规则范围内拥有极大的自由和权力;多数派需与少数派合作以保证参议院运转。然而,这种特殊设计使美国政府成为一个脆弱且好内斗的政治系统。
在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阶段,现代的美国参议院渐露疲态,最后发展成当下严重的立法审议功能障碍,立法效率之低下使现代参议院成为许多重要法案的“坟墓”,而其人事任命功能也成为党争和泄愤的工具。
有学者将这种始于21世纪初的现象称为“参议院综合症”,在这种模式下,参议院全体辩论与其说是讨论和商议的平台,更不如说是多数派和少数派“狭路相逢”对抗决斗的场所。通过竭泽而渔般地利用参议院的程序,少数派对多数派“围追堵截”,多数派对少数派“严防死守”。
其中,少数派的阻挠形式包括:否决对法案和提名进行投票的一致同意协议(unanimous consent agreements),使法案迟迟不能进入全体辩论环节;顽固抵抗多数派领导人限制辩论和修正案数量的请求;利用“议事阻碍”(filibuster)拖延和阻止投票;指责多数派政党对立法机制运转障碍的放任不作为。
多数派的对抗则表现出条件反射式的特征:频繁诉诸“结束辩论”(cloture)申请;采取“填树”战术(filling the amendment tree)限制少数派提交修正案的机会,终结提交修正案环节;降低会议频率,避免少数派搅局;利用预算过程回避“结束辩论”难题;指责少数派的阻挠主义。
其中,由于“议事阻碍”的显著阻挠效果引发争议,该规则在奥巴马时期进行了改革。按参议院早期规定,启动“结束辩论”程序需要征得60名参议员的同意。然而,参议院的多数派人数往往达不到60人,因此难以启动程序。
为此,奥巴马时期,美国参议院对议事规则进行了改革,针对总统提名的候选人的辩论时间予以压缩,而涉及总统提名的司法和行政官员候选人的表决,只需要简单多数同意就可以启动“结束辩论”程序,从制度上缓解了“议事阻碍”阻挠议事的现象。
早期的参议院遵循的是互惠和礼让原则,采取了“激励和约束”的设置(set of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在历史上,参议院经历了多次改革,为了实现合理议事,议事规则开始变得复杂,早期参议院的优良作风也逐渐不复存在。
与早期参议院相比,现代参议院拥有了美国政治中的新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政党的兴起、政党对于参议员参选重要性的变化、数十年规则制定以及参议员之间非正式惯例的出现等等,参议院议事僵局也正是来源于此,但追根溯源,参议院少数派和多数派的竞争合作模式演化成近乎对抗性的“阻挠与限制”模式,是两百多年以来政党联盟在宪法范围内围绕立法程序和政策偏好竞争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影响着政党联盟竞争的过程,“参议院综合症”的恶化过程就是政党极化发展的过程。概括起来,可从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两层因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