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制度因素

首先，制宪者们希望参议院的运行比众议院更加冷静、系统和智慧，因此在制度设计之初，他们给予了参议院更多的期望和自由。

例如，当选参议员的年龄要求为年满30岁（比众议员大），且其所持美国公民身份不少于九年;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各州拥有两名参议员名额等。这些基本要求保证了参议员见闻广博和成熟稳重的特质、参议院的稳定性，以及各州的平等性。

而对参议院的演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因素在于参议院可自行制定程序规则，这赋予了参议员在全体辩论环节和提交修正案环节极大的自由权力:

其一，参议员可以无限制地进行辩论，除非获得在场60位参议员的同意启动“结束辩论”；

其二，参议员可以无限制地针对任何法案提交任何无关的修正案。

这两项权力让少数派如虎添翼,在阻挠法案的过程中处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位。其次，如上文所述的“参议院综合症”,其产生根源正是美国政治体制设计，即“少数人权利与多数决定原则”（Minority Rights，Majority Rule）下的少数派和多数派竞争合作的立法模式，这种设计反映的是美国政治体系的竞争型价值观:既保护多数派顺畅行事的权力，也保护少数派防止多数派独断专行的权力，但这种制度设计在美国参众两院产生的实际结果却相反。

在1789年参众两院开始运转之初，制宪者无意偏袒任何一方，当时两院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角色和权重相同。时至今日，国会两院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权重格局却截然相反:在多数派统治的众议院，少数派对国家政策并没有实质性影响力;而多数派领导的参议院，少数派利用“议事阻碍”等议事程序能实现对多数派议程安排的有力阻挠，从某种程度上看，少数派才是参议院的实际操纵者，这种情况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尤为凸显。

美国历史上共有168次总统人事任命被“阻挠”，其中奥巴马时期的人事任命被阻挠82次，而之前43位总统的人事任命总共才被阻挠86次。奥巴马连任后，提名了35名联邦法官以填补法院系统的法官空缺，却因为参议院内少数派（共和党人）的阻挠，迟迟未能进入投票表决阶段。其中，凯特琳·哈里根(Kathleen Kerrigan)在被提名近两年半后，依旧在等待对其提名进行直接表决的机会。根据统计，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地区法院法官和上诉法院法官中，等候任命超过百天的比例分别是42%和78%，该数据在布什执政时期只有8%和15%。

简而言之，宪法中关于参议院内部程序规则的缺失与参议员行使权力的自由相互作用，最后发展到参议员将极端程序进行极端利用。这种制度性因素影响之所以难解，究其原因除了地位崇高的宪法难以改变之外，更具体的原因在于，其一，改变“议事阻碍”规则需要至少67名参议员的同意。然而,任何类似的争议性议题通常都难以获取2/3的投票，在政党日益极化的情况下更是难以实现;其二，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概念需要放置于具体的时期内和具体的议题上，参议员们深知自己在一定情况下会成为少数派，届时“议事阻碍”等阻挠性程序将是他们维护自己和政党利益的强大武器，因此，纵使怨声颇高，参议员们也无诚意改变规则。

(二)政治过程因素

20世纪50年代之前，参议院属于安分守己的内敛型机构,与媒体绝缘，影响力主要集中于委员会的资深领导者。参议员们遵循着互惠制度(system of reciprocity)和排资论辈制度(seniority system)，面对手中握有的权力“克己复礼”。由于当时的参议员在进入各委员会之前已经是某领域的专家，因此关于法案的讨论通常在委员会内部即可尘埃落定，无须召集全体辩论。

这种情况在20世纪中期以后发生了改变，原因有二:

一是个人主义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在国内社会运动和国际局势的刺激下，利益集团数目猛增且种类繁多，为了争取利益和话语权，利益集团需在参议院内部培植自己的代言人；同时随着电视的普及，媒体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专业性和资历不再是参议员获取影响力的唯一途径。为了借助媒体资源达成选举和政策等目标，参议员在参议院全体辩论和提交修正案环节变得日益活跃。参议员们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处理与利益集团、政策团体和媒体的关系上，参议院逐渐成为向外型机构，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个人主义参议院最终成型。

二是党派极化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末，政策和利益诉求的个人主义化导致党派重组，进而使参议院开始出现党派和意识形态极化趋势，参议员们依据自身党派和意识形态站队，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同质程度日益加深。1989年，纽特·金里奇成为国会保守派共和党领袖，正式拉开了由众议院蔓延至参议院的党派极化帷幕。日益壮大且意识形态不一的两党影响着参议员的提名，而参议员在参议院内外的党派性言行又推动了大众两极化，温和派候选人难以在选举中脱颖而出，这反过来又恶化了两党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了政党极化现象。

“参议院综合症”背后的政党极化：两种表现形式

静态的制度性因素是导致参议院议事僵局的基础性因素，而参议员为了自身利益和党派利益，需要结成同盟，由此自然会出现意识形态极化和党派斗争。政党极化正是意识形态极化和党派斗争加剧的结果，是两党谋求各自利益的需要，所以通过分析政党极化研究参议院议事僵局更具现实意义。其中，政党极化有两种表现形式，即意识形态和政党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