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日子，香港教育界又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讨论。

事情的缘由，是中国官方7月底回信给香港传统爱国学校培侨中学学生，希望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早日成长为栋樑之才。消息传出后，过去一直被香港忽视的爱国学校再度引起社会关注，也勾起我在爱国学校读书的回忆。

九七年回归前夕，香港大约有五六所俗称“左派学校”的爱国学校，它们的办学宗旨旗帜鲜明是“培养学生爱国爱港的观念”。由于港英政府不给予资助，这些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中国大陆新移民。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移居香港，当时父亲带着我到处找学校，本地学校一听我是新移民就拒之门外。处处碰钉之下，我到了一所叫重生中学的左派学校读初中。

当年重生中学有一定的口碑，但由于港府不批地，只能开在一家电影院旁边，环境简陋，连操场也没有。我在重生中学读了两年书，学校由于经济困难，最终关闭收场。

我的老师们后来去了其他左派学校如汉华中学教书，我则被推荐去了另一所左派学校旺角劳工子弟中学继续升学。这所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基层家庭的子女，同时也招收新移民，新移民比例高达一半以上。

我在那里读了五年书，之后升读大学，大学论文指导老师就毕业于中国官方这次回信的培侨中学。他和香港最大建制派政党民建联的已故前主席马力是中学同学，当年都是培侨重点栽培的学生。

或许老师知道我也来自左派学校，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论文题目。可惜我在大学期间刚认识了女朋友，无心写论文，没有珍惜老师一番心意。幸好老师后来大幅修改，多年后用联名形式把论文投到一本国际性期刊发表。

巧合的是，我当时的女朋友在中学阶段也读过两所左派学校：福建中学和香岛中学。我们结婚后，我也成为两校的“女婿”。因为这些经历，我意外的和全港所有传统爱国中学都有了关联，身边不少朋友都是左派人士。

港府近年一直说要加强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港人第一反应就是谈虎色变，认定是洗脑教育。但依我在左派学校的经历来看，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想法。

尤记得读中学的时候，学校规定我们每天都要看《大公报》或《文汇报》，可大多数学生看的都不是政治新闻版，而是娱乐版。我还记得当年《文汇报》有一个世界奇谈的版面，专门报道全球各地古怪的软性新闻，我们只对这些资讯有兴趣。

左派学校每月初会在操场升国旗，每天也要上早课，还有每星期请专家到学校礼堂为师生举行讲座，分析国内外形势变化。可这些活动一律不受学生们欢迎，大家一到场就昏昏欲睡。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年我们在左派学校接受的爱国教育，可以说是失败的。

奇怪的是，长大后我们很多人突然由懵懵懂懂开始变得有了国家归属感。我至今唯一一次参加的游行，就是大学时期参加学生会示威活动，去美国驻港领事馆门口抗议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后来我们一些校友聚会反思为何会形成爱国理念，大家的共识是这种国家观念并不是学校刻意培养，而是学校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坚守爱国火种，感染了大家。例如有老师为了理念领取微薄的工资，触动了大家的心灵。有位爱国的老师坐船回大陆老家，看到船上有艳舞表演，写信向大陆官方投诉。这种小事令我们忍俊不住，但也渐渐受到老师崇高品格的影响。

最近我在看一本由数学家撰写的书籍，书里问到水草每天生长一倍，占满水池需要21天。水草占满一半水池，需要多久？答案是20天。上述例子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指数型增长概念 ，指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时间过程。经过一个时间变量的变化后，结果会大为不同。套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做正确的事情是要有耐心，要做时间的朋友。转折点可能会来得很晚，可一旦来到，就势不可挡。

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暴露出香港青少年的国民教育严重不足。《香港国安法》推出后，在学校讲爱国开始成为名正言顺的事，让一众爱国学校感到扬眉吐气。许多教育界人士也纷纷发声，要求官方大力推行爱国主义教育，恨不得立即看到效果。

年轻人绝对应该接受国民教育。但根据指数型增长的理论，做好爱国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不能期望一蹴而就。正如水能滴穿石头，但前面需要长时间的酝酿。港府要培养学生正确的国家观念，除了不能太过说教式，更要用润物细无声的方法引导，让学生一点一滴建立对国家的感性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