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在改变。除了和黄医药，另一家名为百济神州(BeiGene)的公司已在对两种药物在全球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一种是用于治疗一种最常见的血癌、淋巴瘤的药物，另一种是以消灭肿瘤为目的的免疫治疗药物。百济神州还在与赛尔基因(Celgene)和默克公司(Merck)合作开发抗癌药物。

卡尼说，她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将有20或30个中国制造的药物在美国申请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抗癌药物市场。她说，从中国目前的定价模式来看，那些试验成功、获得批准的药物很可能会比外国公司生产的药物价格更低。

与此同时，大型制药企业正在克服它们对中国猖獗的伪造以及繁琐的官僚手续长久以来的担心，纷纷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强生(Johnson & Johnson)、诺华和赛诺菲(Sanofi)都已经在上海成立了为中国患者制药的研究中心。高管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在加强保护制药专利方面取得了进展。

批准的步伐也已加快。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制药公司需要等两年，才获得开启临床试验的批准，临床试验本身需要几年的时间。在美国，获得临床试验批准的等待期通常是30天。

2015年，毕井泉被任命为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药监局已经开始打击生产低质量药物的公司，并同意接受国外的临床试验数据。

由于发生了这些转变，加上政府提供的激励措施，现在，在海外受过训练的科学家正在回国工作。

2011年，在美国的礼来公司(Eli Lilly)和辉瑞公司工作了20年之后，申华琼(Joan Shen)回到上海，领导辉瑞的临床试验部门。她现在负责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泰康生物(I-Mab Biopharma)的研发工作。当地政府帮助这家公司获得了资金，并在一个高技术园区为公司提供了实验室空间。

申华琼在比较中美两国的投资环境时说，“这里是钱来找我们，而不是需要我们花大量时间去说服投资者。”

尽管前景乐观，但想要走出国内的中国制药公司仍面临着障碍。在美国这样的主要市场，制药公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中国企业尤其受到缺少研究资金的妨碍。

中国公司江苏恒瑞医药目前正在从生产仿制药向开发新药转型，这家公司的研究预算是所有中国制药公司中最大的。但与辉瑞2016年花费的78亿美元的年度研究支出相比，江苏恒瑞1.8亿美元的年度研究支出相形见绌。

尽管如此，恒瑞医药已有几种进入早期试验的药物。用研发主管张连山的话说，公司的“最终目标”是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

张连山说，“如果你有一个得到美国FDA批准的药物，那才是创新的真正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