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外交超越争议

人类的发展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只有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唯一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对发展道路的争议进行了超越。那么，中国追求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中共十九大报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做了明确阐述，二十个字：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大同，人类一家，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理想世界。从理想的阳光照耀进现实世界，是困难的，但也存在历史性机遇。

中领导人曾经提出“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三大论断。三大论断之间逻辑严密，互相支撑，为不同文化根基、不同社会治理模式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提供了和平共处、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的方案。这也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具体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可从三个层面来看：器物、制度和精神层面。从器物层面来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平均三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来自于中国经济的拉动，超过第二位美国贡献的一倍。“一带一路”成为推动国际社会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合作倡议。

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发起成立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一带一路”，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制度设计贡献。从精神层面来看，提供了一系列观念性公共产品，比如超越国家的狭隘、利益差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中，新加坡是重要的金融平台，中国对外投资有三分之一 是通过新加坡通道实现的。从中新两国的传统友谊和历史渊源角度出发，我们也希望新加坡主动发挥在东盟（亚细安）框架内的引导作用，利用文化背景的优势，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更加积极进取的角色。《诗经》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政治互信，历来都是经济互信和积极外交的奠基石。

回到中国外交传统来看，中国一直主张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并将其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中国低调的外交政策“韬光养晦”也同样适用于这种逻辑。这意味着中国执政党始终将内政放在优先地位，对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总是略显犹豫。这种状况一度使中国外交颇受诟病，一些外国舆论甚至质疑中国是否堪当外交大国，时而推销“中国责任论”，时而宣扬“中国强硬论”。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中国曾经长期有三重身份：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东方文明古国，这三重身份让中国的外交长期低调，但现在应该再加上一重身份：世界大国。而这个大国之大，既有物产之丰饶，人口之鼎盛，地域之辽阔，更关键的是能力之强大，道义之担当，责任之肩负。从低调外交到积极外交，这是中领导人执政以来在外交层面的显著变化。

我认为，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这种变化： 外交自信、外交自觉、外交自尊、外交自强。

外交自信源于中国对自身实力地位的客观认知，中国经济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外交自觉源于中国对当今世界的客观评估，也就是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当今世界发展困局输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新型挑战提供更多有益的公共产品。

外交自尊则是既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风骨，又虚心地倾听世界的声音，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与外界的对话与沟通，展现中国外交应有的胸怀。外交自强则是要主动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引领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现象学的观点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悬隔了争议，用共同发展、互相协助来实现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