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哈战争10月7日即满一周年。以色列在战争中取得了不少军事成果，数以百万计无辜平民却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尽管美国和中东各国努力推动以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战火并无平息迹象，如今不仅延烧到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嫩，连伊朗也加入战局。中东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原本就渺茫的和平曙光显得更遥不可及。如何以和平方式结束这场战争，显然是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

4万1000多名巴勒斯坦人罹难，9万6000多人受伤，加沙240万人口几乎全都流离失所。这是加沙人民为过去一年的战火付出的惨痛代价。

联合国警告，清理以军轰炸后留下的4000万公吨瓦砾可能需要15年，耗资5亿至6亿美元（约6亿4300万至7亿7200万新元）。

联合国另一份报告则说，截至今年中，加沙经济已降至不到2022年水平的六分之一，需数十年才能恢复到去年10月7日以哈开战前的水平。

在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嫩，以军过去一年的攻击行动已造成1900多人死亡，9000多人伤，其中大部分死者是在过去两周丧命的。有100万人为躲避战火逃离家园，约占黎巴嫩人口的五分之一。

这还不包括9月17日和18日，黎巴嫩各地发生的传呼机和对讲机爆炸事件所造成的3000多人死伤。

以色列赔上国际声誉 经济遭受到严重打击

以色列同样为这场战争付出了代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职高级研究员多西（James Dorsey）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以色列取得短期和战术上的胜利，却赔上国际声誉。“以色列失去了国际地位，失去了道义地位。它面临着严重的国际、法律和声誉问题。”

一年的战火也让以军疲惫不堪，弹药库存几乎耗尽。今年6月，一个为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人员提供支援的以色列组织透露，有1万名后备军要求心理健康辅导。以色列国防军也在7月承认，由于许多坦克在加沙受损，它正面临坦克、弹药和人员短缺的问题。

以色列原本是高度发达经济体，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国家经济受到重创。官方数据显示，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在去年第四季萎缩21％后，在今年第一季反弹14％，但第二季再次陷入疲软，仅增长0.7％。此外，三大评级机构都下调以色列的债务评级。

学者：以色列在中东重建威慑力

一场战争让三个国家三败俱伤，但伦敦国王学院的中东安全问题专家布雷格曼（Ahron Bregman）认为，以色列并非毫无收获。

他告诉《联合早报》：“以色列迄今为止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功在中东地区重建威慑力，敌人如今更不敢小觑以色列了。”

中东的安全格局如今出现了变化。自2007年就控制加沙的哈马斯在经历一年战事后损失惨重，3万武装人员估计有一半以上被杀害，数名哈马斯领袖也在冲突中丧生，包括在德黑兰遇刺身亡的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

哈马斯引以为傲的地下隧道网络被炸毁，大部分军事设施也被摧毁。

黎巴嫩真主党则在9月的传呼机和对讲机爆炸事件后兵败如山倒，军事实力、通信和指挥系统在短短一周内被削弱。领导真主党长达32年的领袖纳斯鲁拉9月27日在以军空袭中被炸死，无疑是该组织数十年来遭受的最沉重打击。

真主党现在如惊弓之鸟，他们没有可依赖的可靠通信系统来协调发动军事反击，也担心以色列情报机构已深入渗透党内部，成员之间相互猜疑。

哈马斯真主党虽遭重创 仍会同以军进行消耗战

不过，曾在以色列军队服役六年的布雷格曼认为，以色列与哈马斯和真主党之间的战役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他说：“尽管哈马斯和真主党都遭到重创，但这仍是一场消耗战，以色列的敌人仍然能够向以色列开火，而以色列并不擅长消耗战。”

多西也认为，虽然以军大大削弱哈马斯在加沙的军事能力，但它并未彻底根除或摧毁哈马斯。多西说：“哈马斯将继续在巴勒斯坦扮演重要角色，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场仗可能已成为游击战的催化剂，而这是以色列难以对付的。在约旦河西岸，我们已经看到游击战的雏形。”

以军乘胜追击，星期二（10月1日）清晨向黎巴嫩发动地面攻势，对边境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展开具针对性的有限攻击行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蔡胜荣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继续推进地面攻势意味着以色列已深思熟虑，考虑到了在加沙的其他战线，包括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这显示，以色列认为当前局势是一个狠狠打击伊朗代理人的机会。”

布雷格曼认为，以色列的挑战在于如何不深陷黎巴嫩的泥沼中。他受访时说：“1982年，作为一名年轻的以色列国防军上尉，我参与了第一次黎巴嫩战争。这原本只是一次长达72小时的任务，但以色列在黎巴嫩一困就是18年。”

无谈判意愿和平曙光无期

随着伊朗本周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为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和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报仇，中东战事很可能进一步扩大为全面战争。对于这场危机要如何收场，受访学者都不表乐观。多西说：“最重要的是，各方必须希望寻求解决方案，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这个意思。他们须要有谈判的意愿。”

一般认为，只要本轮冲突的源头，即以哈之间停火，以色列与真主党和伊朗的战事也会跟着平息，但以哈的和平谈判却一波三折，迟迟无法达成最终协议。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情报评估指出，哈尼亚被暗杀后，哈马斯领袖辛瓦尔的态度即变得更为强硬。辛瓦尔坚信自己会在这场战争中死去，难逃劫数，所以对于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不再感兴趣，只想着要让以色列更痛苦，而不是帮助巴勒斯坦人。

多西指出，哈马斯的立场是以色列必须从加沙撤军才能谈判，但以色列却认为加沙是以方的领土。他说：“以色列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它不想与哈马斯谈判。它不希望巴勒斯坦官方恢复声誉，接管加沙地带。它想要建立一个顺从、与以色列同调的巴勒斯坦官方，那是不会发生的。”

蔡胜荣认为，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和平谈判的前景一直是黯淡的。他说：“虽然（国际社会）提出了两国解决方案，但这主要被视为一个最终目标，并没有讨论合适的实现路径。现实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以色列在发现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变得更肆无忌惮，现在甚至是停火协议也变得遥不可及。”

布雷格曼更是悲观认为，和平谈判根本不在议程上，因为中东地区各方都处于战争状态。“遗憾的是，和平谈判还得再等等。”

美国有没有能力约束以色列

过去一年，国际社会眼看着加沙平民陷入人道灾难，却无力阻止以军在中东地区势如破竹的攻势。

就连以色列的坚定盟友美国似乎也对以色列束手无策。不过实际上，美国对以色列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是唯一对以色列有足够影响力的外部力量。问题是美国愿意施压到什么程度。

以色列不仅需要美国为加沙战争提供弹药和其他军事援助，还得依赖美国提供情报和防空援助来应对伊朗的持续威胁。美国也在联合国等场合为以色列提供外交掩护。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对加沙平民陷入人道困境表示担忧，他却一再推迟使用美国最有力的筹码——暂停美国对以色列的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职高级研究员多西解释，真主党已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对付真主党是回应他们的袭击，这是合法的。“美以之间的意见分歧不在于以色列和谁打仗，而在于这场仗该怎么打……问题在于，你如何发动战争，如何尝试保护无辜平民，美国和以色列对此存有分歧。”

国大中东研究所的蔡胜荣也认为，美国领导人缺乏政治意愿来约束以色列。“今年是大选年，拜登政府希望避免加剧战争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哈里斯也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政府的立场。”

担心影响总统选举 美国不愿约束以色列

伦敦国王学院的布雷格曼同样认为美国国内的选举是一大因素。他说：“11月大选就快到了，由于犹太人通常会投票给民主党，拜登希望通过展示他会支持以色列到底，从而避免犹太人在大选中背弃民主党。”

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显然清楚知道美国决策者的自身考量，所以更是毫无顾忌地无视美国的反对声音。蔡胜荣说：“黎巴嫩的地面进攻不会是他与华盛顿的第一条红线。在占领拉法、建立巴勒斯坦战线以及多战线作战等问题上，这位以色列总理已经多次无视拜登政府的反对。他深知自己可以这么做而不会面临重大后果，因为他在美国政治中是个老练的操作者。”

蔡胜荣直言：“以色列的反抗态度常常使拜登政府看起来更像是事件的旁观者，而不是积极参与者，这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相去甚远。”

如今，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导致中东局势急速恶化，再让美国陷入了两难局面。

国大中东研究所研究员艾莎（Aisha Al-Sarihi）分析：“自去年10月7日的袭击事件以来，美国的介入已被证明无法有效遏制前几轮的升级。这可能会让美国付出高昂的代价：油价上涨和可能再次出现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影响一个月后的总统选举。”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伊朗多年宿怨

加沙战争的爆发，归根究底还是得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伊朗的多年宿怨说起。

巴勒斯坦原本住着犹太人少数民族和占多数的阿拉伯人。不过，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之间，许多犹太人为逃离在欧洲遭受的迫害，包括二战时期的纳粹大屠杀，纷纷回到他们视为民族起源之地的巴勒斯坦。随着犹太人数与日俱增，当地的阿拉伯人感觉受到威胁，进而对犹太移民产生敌意。

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181号决议”，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但未能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宣布成立以色列国。阿拉伯联盟拒绝予以承认，埃及、外约旦（Transjordan，即今日约旦河东岸的约旦地区的合称）、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还在隔天成立五国联军，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开进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随即爆发。

这场战争导致约76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巴勒斯坦人称之为“灾难”（Nakba）。当交战各方在隔年停火时，以色列已控制巴勒斯坦大部分领土。

随后的几次中东战争，尤其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让以色列占领包括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在内的领土，进一步加剧以巴的敌对关系。

从盟友走向宿敌 以色列与伊朗和解无望

1950年代，伊朗最后一个国王巴列维（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执政期间，以色列与伊朗原为盟友。

1950年3月，伊朗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是继土耳其之后，回教世界中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

不过，1979年的伊朗回教革命改变了一切。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推翻君主制，采取反西方和反以色列立场，还指以色列是中东的帝国主义势力，是回教世界的毒瘤，若不铲除将后患无穷。

除了不再承认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的合法性，伊朗还呼吁所有回教徒支持巴勒斯坦消灭以色列，两国关系瞬间降至冰点。

在试图巩固和扩大在中东地区影响力之际，伊朗也对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等多个中东国家的政治和武装团体予以支持，包括在加沙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通过这些代理人，伊朗同以色列展开一场交织着历史恩怨与政治利益的斗争，两国在和解与合作的道路上也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