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学者分析，官方出台力度空前的化债措施，抓到了当下中国经济困境的病因，能解地方政府燃眉之急，恢复市场主体信心。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更关键的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模式，从投资转向消费拉动经济。

中国官方本月上旬公布的增量财政政策中，规模最大、最超预期的，当数官方拟出台近年来力度最大的化债措施，为总额破百亿、持续拖累中国经济的地方债兜底。

受访学者分析，官方出台力度空前的化债措施，抓到了当下中国经济困境的病因，能解地方政府燃眉之急，恢复市场主体信心。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更关键的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模式，从投资转向消费拉动经济。

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10月12日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官方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这将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

蓝佛安也明确，在新增专项债限额中，将安排一定规模用于化解地方存量债务。这是官方严禁将新增专项债用于置换存量债务四年后，首次突破这一限制，扩大新增专项债试用范围，也意味着新增专项债用于化债将逐步常态化。

虽然蓝佛安未透露具体债务置换规模，但他在记者会上放话，这些措施将“大大减轻地方化债压力”，可腾出更多资源发展经济，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巩固基层“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根据官方统计，截至去年底，中国地方政府的法定债务余额为40.7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7.56万亿新元），这部分属于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

隐性债务，则是指地方政府在法定债务预算之外，直接或间接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由于城投公司是地方隐债的主要载体，一般也将“城投债”作为衡量地方隐债的标准。

中国官方未公布地方隐债规模，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去年底地方隐性债务总额超过60万亿元。据财新测算，去年底全国城投公司有息债务总规模达到64.1万亿元。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上周在新加坡参加论坛期间告诉《联合早报》，中国政府地方债务规模已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0%，“连利息都付不起了”。

至于本次债务置换规模有多大，中国官媒新华社分析，去年置换规模超2.2万亿元，这表明新措施规模“一定会在2.2万亿元之上”。

彭博社和财新均报道，中国官方的发债规模将达到三年6万亿元。但彭博社称发债方为地方政府，用低成本地方债置换高成本隐债；财新则称6万亿元为特别国债，用途包括支持地方化债。

学者：化解地方债抓住中国经济病因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剑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从中国官方已化掉的地方隐债，以及债务占GDP的比率来看，目前地方隐债应该已回到风险较可控的范围，因此本轮债务置换规模“不一定维持在那么高的量上”。

蓝佛安早前在记者会上透露，截至去年底，全国纳入政府债务信息平台的隐性债务余额，比2019年摸底数减少50%。

傅方剑指出，中国官方未透露置换规模，一是有法定程序要走，二是预期管理要保持适度模糊性，为调整留有一定空间；三是对于款项的分配，各地方、各部门之间可能还存在博弈，因此“不到人大最后一刻，也不见得是最后的数字”。

他说，在这个过程中，中央也可以借此机会做好甄别，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例如，拖欠企业欠款、改善环境这类该花的钱，中央政府就应兜底；地方官员政绩工程这类不该花的钱，则应作出成因认定，挖出腐败问题。

至于化解地方债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下来的走势，傅方剑认为，化解地方债至少是对症下药，用信用良好的“大家长”中央政府去融资，“帮助家里一些有困难的孩子解燃眉之急”；但长期仍要看外部利率环境和国际局势，并不是几招下来就一劳永逸。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波也认为，官方努力化解地方债，抓住了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病因”。

他说：“地方真正的隐性债务可能比可以明确统计的更高，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存在，影响了大家的信心。”

陈波认为，目前中国企业投资和民众消费的信心缺失，都可以部分归因到地方债问题。

他解释，比如企业主完成了地方政府的合同却无法及时获得回款，而银行通常也不接受地方政府的这类欠款作为抵押物对企业贷款，因此这对于企业而言就变成一笔呆账。“这种情况显然会打击企业主乃至整个市场的信心。”

消费方面，地方政府在重大的债务压力下，不得不降低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员工的薪水；与此同时，市场主体没有信心扩大再生产，也导致就业不振、工资上涨乏力。因此，整体而言居民消费会显得更加谨慎。

陈波认为，中央如果一年能拿出4万亿元解决地方债问题，恢复地方政府信用，就能对整体经济运行产生明显的正面效果。

分析：中国应从根本转变发展模式

不过，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讲师陆曦认为，债务置换即便能减轻地方财政负担，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但若按照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有可能出现的是“轻装而不上阵”。

陆曦解释，地方政府在偿清债务后，下一步就需要进行有效的公共投资。但问题在于，用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这条路，经过疫情三年已“被堵死了”，不仅缺少合适的投资机会，投资回报预期也很难再回到疫情前。

他指出，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模式，通过财政推动一个实质的向福利型国家转化的计划，这一计划背后的核心是“用跨期的消费承诺解决当期的消费问题”。

陆曦说，这种模式能通过大量的财政政策，给民众未来养老、医疗、教育和生育提供“确定性的、大规模的”支持，进而就能刺激当下的社会消费。

但他也指出，出台这样的政策，需要一揽子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而这需要国务院各部委之间协同配合。但从近期多部委接连召开记者会来看，当前国务院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仍有所欠缺。

陆曦说：“不可能你要做一件根本性大事的时候，还要出来开记者会说：‘我在跟其他部门谈MOU（谅解备忘录）’。”

不过，陈波认为，地方现在拿钱投资并不像过去那么容易，更何况这次中央也不是大水漫灌。再者，中央也会对专项债效果进行评估，未产生效益或产生亏损，地方都要承担一定责任。

另外，他指出，事情也要分轻重缓急。当经济面临重大问题时，“当然要下猛药”，“下了猛药可能会有副作用，但我们不能因为有副作用就不吃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