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础建设投资为核心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届满10年，这项国家战略让中国国际话语权在10年间大幅跃升，却也面临地缘政治冲突升温、沿线国家债务问题，以及中国经济下行等挑战而不得不调整投资规模，并往能源、高科技领域转型。

中国官方在2013年3月出任后，随即于当年9月初访中亚第一大国哈萨克斯坦时，首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个月后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海上丝绸之路”。

这两项倡议合称为“一带一路”，在同年11月举行的中共第18届三中全会上，被确立为国家战略。

外界当时普遍认为，中国提出这项倡议，是为了解决经济快速崛起所衍生的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陈建甫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各国一开始对“一带一路”并不那么在意，但随着由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在2016年正式开业，得以提供基建项目稳定资金，“一带一路”才开始受到各国瞩目。

过去10年间，“一带一路”确实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上，发挥了显著作用。

长期追踪亚细安商业、贸易、监管和投资等消息与数据的网站“亚细安简报”（ASEAN Briefing）8月就曾刊发分析指出，中老铁路在2021年通车，让基础建设薄弱的老挝，有望转变为东南亚的物流枢纽。

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云南省会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的中老铁路，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联通的国际铁路。通车后，从万象到中老边境缩短至三小时，更能在当天抵达昆明。

中国更计划未来将这条铁路延伸到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另外，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建的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雅万高铁）10月2日正式通车，全长142公里、最高时速350公里，均采用中国技术与标准，也是“一带一路”指标工程。

根据《人民日报》6月公布的官方数据，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013年到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也从1万亿美元，扩大到2万亿美元（约2.75万亿新元），年均增长8%。

陈建甫认为，从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一带一路”算得上是成功的基础建设计划，“如果它不成功，不会有近百位国家领导人愿意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也不会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与应对”。

一带一路困境：地缘政治风险与债务问题

陈建甫指出，中国举国体制优势在于，只要政府一声令下，国企便倾城而出，投入“一带一路”建设；相比之下，欧美民主国家无法强迫企业对外投资，令基建倡议沦为“画大饼”。这种差异也使得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在过去10年里获得显著提升。

不过，印度弗莱明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刘奇峰接受本报采访时提到，许多“一带一路”参与国是地缘政治的关键国家，令中国有意积极争取合作；但这些国家本身的政治、经济发展也有不少问题或阻碍，使中国同时面对政治变局与债务风险的弱点。

他以巴基斯坦为例：“它（巴基斯坦）在地缘战略上位置上很重要，建立中巴经济走廊，对中国当然有好处；但巴基斯坦与印度、阿富汗的局势混乱，其实也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压力。”

此外，中国强势的投资手腕，也被质疑有大量中资企业，隐晦穿插在被投资国的产业链中，主导投资项目发展，使得被投资国未能因为基础建设工程，创造更多经济利益。

由于基础建设无法在短期内获益，投注在项目中的庞大融资，转眼就会成为显而易见的债务。因此，中国以贷款方式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也被西方国家批评为“债务陷阱”。

例如，斯里兰卡就因深陷债务泥淖，2017年不得不将具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及周边1万5000英亩（60.7平方公里）土地，转租给中国99年。

而GDP不足200亿美元的老挝，也因兴建中老铁路，总计背负超过14亿美元债务，因而在2020年9月以6亿美元的价格，交出部分能源网络，寻求中国债权人的债务减免。

世界银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研究实验室（AidData）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在2008年至2021年间，一共向22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2400亿美元。

报告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受援国家难以如期偿还贷款，北京被迫向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更多纾困贷款，帮助这些国家继续偿还过去的贷款。

这系列债务问题，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债主。在2016到2021的五年间，美国在全球债权国中的债务占比降至2.4%，中国则飙升至30.4%。

虽然这意味着中国的影响力与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但受到冠病疫情席卷全球、俄乌战争造成原物料价格上涨等种种因素叠加，负债国纷纷要求债务减免，这对面临经济下行问题的中国而言，恐怕不是好消息。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受访时指出，“债务陷阱”的指控有些过于夸大，但“一带一路”确实造成了一些参与国的债务负担。

他说，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刚推出的前几年，中国对一些大型基建项目融资的投资可行性，以及实际经济效益，还有对国家财政长远的负面影响等，都考虑得不够。

李明江进一步指出，其中有不少国家，本身国际收支平衡就有问题，而“一带一路”的项目也就加剧了这些债务问题。

西方围堵一带一路成效有限

除了债务风险的问题外，“一带一路”近年也面临西方阵营国家的围堵。

例如美国自2019年起，接连提出蓝点网（Blue Dot Network）、印太经济框架、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PGII）、重建更好世界计划（Build Back Better World）等涉及基础建设的倡议。

今年9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美国、沙特、欧盟、印度、阿联酋、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也宣布，合作建立“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ndia- 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简称IMEC）”，连接中东和南亚的铁路和港口，加强亚洲、阿拉伯湾和欧洲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

刘奇峰指出，在“一带一路”刚推出之际，西方国家并不重视，也不将它视为威胁，甚至曾提出合作意愿。但直到特朗普政府上台、中美爆发贸易战后，西方才开始将“一带一路”视为威胁。

不过，刘奇峰认为，美国过去几年提出的基建计划执行率低。因此，与其说是围堵，倒不如说，美国只是趁势提出一个可以跟中国竞争的计划，让发展中国家有选择的机会。

他研判，美国对华重心仍是关键技术围堵，並提高区域盟友对中国威胁的认识，将区域围堵的压力分散给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印太国家。

李明江则说，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日本或欧洲国家愿意提出基建投资倡议，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有助长远经济发展，因此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与西方阵营提出的计划，其实是不相悖的，都可以从中获益。

不过，他观察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整体评价较积极；相比之下，西方国家虽然提出很多计划，但付诸实践、真正落实的并不多，因此实际地缘政治效果也比较有限。

陈建甫也提到，中国的基建能力相当成熟，影响力没有外界想像中的衰落，即便经济下行，依然能维持与欧洲、美国、日本分庭抗礼。

他还说，像在非洲地区，如果美国的援助计划还是强调“自由民主”的西方价值体系，大概很难打进去。“此时中国的影响力就远超过美国。”

至于印度积极发展基础建设，是否将会影响“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发展，刘奇峰说，印度确实是“一带一路”在南亚最大的拒绝者，不过印度往往是运用区域政治的否决权，来防堵“一带一路”；基建能力方面，印度还停留在增强自身建设阶段，尚无余裕对外扩展。

地缘风险与经济下行　促一带一路转型

然而，受到冠病疫情与经济下行影响，近年外界频频认定，中国开始收缩“一带一路”规模。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根据并购市场资讯有限公司（Mergermarket）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数据进行分析，发现2020到2021年，中国年均对外直接投资，比2015到2019年的年均水平下降72%；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降幅则为62%。

对此，李明江指出，最近这几年确实看到中国对“一带一路”进行收缩，至少不像刚开始前几年那样大张旗鼓。这种收缩一方面是因为“一带一路”起初有部分投资决定做得太轻率；其次，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也确实会导致北京针对“一带一路”规模再做一些调整。

他认为，对中国政府来说，未来若干年都需要把注意力还有资源、财力放在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这很可能使得“一带一路”进一步走向“小而精”。

刘奇峰则研判，中国不可能因为经济下行扬弃“一带一路”，而是会推动“一带一路”转型。

他认为，对政治不稳定或债务风险高的地区，中国将缩小投资规模；而在稳定发展的重点区域，如东南亚，中国则会持续投注资源、发展基础建设，效益也比较高。

刘奇峰指出，中国也开始借力使力，将一带一路项目与多边经济机制结合，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金砖国家（BRICS）等，让区域合作伙伴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他也提到，中国希望在美国的科技围堵下，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因此“一带一路”很可能会转变得更扣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譬如之前就推出了“绿色一带一路”“数字一带一路”等，接下来也许还会触及高科技或是减碳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