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校园内，针对教师的举报正在增加，名目也从违规补课、收受礼物，扩大到日常穿着、言行等。

《北京青年报》星期一（10月2日）的报道甚至指出，在一些学校内，对老师扩大化的举报已经影响了教学，一些老师连正常的批评都不敢履行。还有老师碰到开车上班，会被批评“太招摇”；穿裙子上班，则被家长投诉“不像正经人”等情况。

今年6月，新华社旗下时政杂志《半月谈》也发文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对师德师风等话题越发关注，但一些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污名化、刻意炒作有增加趋势，让不少教师在不利的舆论环境中如履薄冰。

教师如履薄冰？

中国教育部在2018年发布了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提出坚持师德是第一标准，对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列出不得违背党的权威、损害国家利益、歧视侮辱学生、有偿补课等十余条违反职业道德行为。

《北京青年报》引述一位中学副校长和一位校长的话，称从2020年开始，他们发现，针对老师的举报开始变多。

举报中有真实问题，如教师受贿、违规补课等。但更多的，是“扩大化”的举报，例如，有家长投诉老师作业留得太少，还有一名家长举报老师在学生面前吃外卖，导致学生回家后缠着家长也要点外卖。

还有一些情况，是老师拒绝来自家长或是孩子的某些请求后，比如老师拒绝在放学后帮忙开车送孩子，而遭到举报。

一名中学副校长说，他几乎每星期都要处理一到两起举报，扩大化举报占到他处理举报事务的一半以上。

更为严重的，是家长编造谎言来举报。据《新京报》报道，2020年一名广州家长在微博上编造老师体罚学生直至吐血的谎言，还上传带血的衣服照片，引发舆论风波。后警方查实，事件中的老师让学生跑10圈，但学生只是走了9圈，且并未出现身体或精神不适。

这名家长因寻衅滋事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但学校也认定，老师罚学生跑圈不合规，暂停了涉事老师的班主任工作，并进行全校通报批评。

躺平？较劲？

一旦被举报，老师们就需要自证清白。《北京青年报》访问的一名湖北省小学数学老师自述，她某次下楼取男友帮忙点的一份外卖，家长看到后，举报她收受礼物。为了自证，她不得不找来男友，点开外卖软件，找到订单，录制视频，再把视频一级一级向上汇报。

另一名广东中学的老师则说，被举报过几次后，就“没啥工作热情了”，变得“不是很敢教育”学生，尤其之前举报过的，更不敢多管。报道指出，困于自证的老师，就选择明哲保身，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不过，也有教师跟举报者暗暗较劲。今年9月，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北校区的一年级新生家长会上，一名教师放映的幻灯片中提到：“不要随意投诉，因为投诉的都考不上高中”，引发争议。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事后回应称，已对当事人作出严肃批评。这是教师群体对家长的“威胁”，也是无奈的表现。

动辄举报的底层矛盾

许多媒体也对此现象发表评论。澎湃新闻在星期二（10月3日）的评论中指出，家长动不动就举报老师不是好现象，不应凡是自己看不惯的，就马上举报。《新京报》则指出，“扩大化举报”把教师进一步置于家校关系中的弱势地位。

但评论区的家长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老师是众星捧月，不像报道和评论中所说的是“弱势群体”。一名网民评论说，“老师在学校的群里一发消息，没有家长敢不及时回复，但轮到家长单独给老师发消息，就半天也见不到回复”。

另一自称小学老师的网民反驳称：一个老师有那么多学生，还有行政任务，没有时间一一跟每个家长聊天、沟通。也有人质疑，“老师信息回复慢就要举报吗？”

家长和老师的分歧也反映出，在对老师举报扩大化的趋势背后，是中国教育中由来已久的家校矛盾。

石家庄一名老师对《半月谈》说，部分家长把对教育、教学上的期望全部转移给了教师群体，一旦出现问题，老师首先成为家长发难的对象。

但当老师们觉得是这届家长要求太高的时候，家长也认为学校把太多任务分给了家庭。

据新华网报道，因多地学校要求家长批改学生作业，教育部不得不在2019年出台文件，禁止把批改作业变成家长的任务。事实上，除了课本作业，对素质教育的追求，也往往意味着家长需要配合各种课外任务。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指出，家长和老师都觉得任务更繁重，是教育内卷的结果。

学校和社会对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孩子变成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工程，家长和老师都产生了压力和焦虑情绪，进一步导致了沟通和信任的缺乏，这或可以解释为何双方一点就着，小矛盾无法通过沟通解决，需通过举报，来使东风压过西风。

重建信任与沟通

中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在8月31日的一个发布会上说，要及时澄清对教师的不实举报，坚决回击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教师的蹭流量行为，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举报之风不遏制，不仅伤害教师群体，更伤害价值观还在形成中的学生群体。也要看到，除了教育部官员所说的“不实”举报，更多的“扩大化”举报，实际上是包装过的家长诉求。诉求大多源自于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摩擦冲突。如果摩擦可以通过家长和老师的沟通来解决，就不需举报了。

教育监管部门要做的，不应是向着家长或教师说话，而是为双方沟通留出空间、时间。要做到这一点，最终恐怕还得回到改变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缓解对教育的内卷焦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