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称，健康码所依附的合法性基础已不复存在，因此也应和行程码一样从个人生活中彻底退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星期二（1月3日）在澎湃新闻网撰文称，健康码的存废早在12月13日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要求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时始就不断被提起。

她指出，健康码主要适用于政府主导、全民动员以阻断传染病传播的应急状态下，因此也只能作为应急状态的例外手段。伴随中国政府对于冠病疫情的防控已从应急管理转向常态化管理，健康码所依附的合法性基础已不复存在。

随着《新十条》的颁布和新冠病毒实施“乙类乙管”，目前中国检测策略也调整为“愿检尽检”。

她认为，既然不再进行核酸检测，也就无法再精准检测每个人的病毒感染风险，更无法在此基础上再对个人进行分别的赋码操作。

另外，各地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也已经开始倡议轻症患者居家隔离自愈，中国政府同样不再对患者予以强制隔离治疗，这些都使健康码的使用目的也不复存在。

综合上述原因，她认为，除疫苗接种信息可能会在危重病人诊疗过程中为医生提供诊疗依据外，健康码的历史使命其实已经完成，因此也应和行程码一样从个人生活中彻底退场。

关于健康码中所收集处理的个人信息该如何处理，她写道，既然健康码中收集的是极为重要的敏感个人信息，此类信息一旦泄露不但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其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甚至会导致其名誉权、身心健康受到损害或遭遇歧视性待遇，那么在启动退出机制时就必须确保这些信息能够被彻底删除。

针对健康码适用中反映出的隐患，她指出，健康码所涉及的基本都是有关个人健康状况、行踪轨迹、过往病史等高度敏感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一旦泄露或遭非法使用，就很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

她认为，健康码的另一大弊端在于数据滥用和数据操纵。一个典型事例就是今年6月发生于河南郑州的“储户被强制赋红码”事件，仅为阻止储户维权，就有地方政府对人群赋红码限制其出行。如此使用健康码不仅彻底超出疫情防控的目的，悖离健康码的适用规则，也极大毁损了个人对于政府再信息收集和数据处理上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