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人民网人民数据研究院联合环球青藤今年1月发布的《2021青年就业与职业规划报告》中，“两栖青年”的比率达到27.6％。在这群“两栖青年”中，有9.8％从事两份工作，17.8％从事三份或以上的工作。　　

李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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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天忙碌的工作后，30岁的小陈回到家没时间停歇，忙着开始经营自己的副业。

在事业单位任职的小陈有一家淘宝商店，专门为客户提供英文媒体订阅服务。他受访时告诉《联合早报》，为了经营好这家网店，他得不分昼夜在线回复客户，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失去顾客。

事业单位的工作十分稳定，但小陈坦言，自己更倾向把更多时间放到副业上。“坦白说，这个副业带给我的机会和未来的潜在价值，比我的本业大很多。”

像小陈那样，从事一份安稳的本业同时兼职其他工作，成为近年来一些中国年轻人的新就业形态，这在中国被称为“斜杠”或“两栖”。

在微博、微信、豆瓣等中国社交媒体上，有许多与副业相关的贴文，内容五花八门，从征求副业到吹捧自己靠抖音小店赚到“人生第一个100W”，还有“每天下班做10分钟，轻轻松松月入10万元（人民币，约2万新元）”等吸引眼球的文章。

豆瓣上还有一个有21万名成员的小组，虽命名为“副业失败的一天”，但内容较多为分享副业经验，该小组还多次登上小组热门趋势榜单。

在重庆从事影视后期制作的怡婷（化名，22岁）和小陈一样，忙完一天工作回到家后，就会利用业余时间，经营自己的自媒体。

怡婷今年上半年创建了一个自媒体，作为自己的副业。她向本报坦言，同时经营两份工作有时仍让她感到疲惫，但好在这份副业相对自由，不会太吃力。

清研智库联合南京大学紫金传媒研究院、度小满金融发布的《2019年两栖青年金融需求调查研究》显示，有一份或多份副业的“两栖青年”占中国在职青年群体的17.34％。

在人民网人民数据研究院联合环球青藤今年1月发布的《2021青年就业与职业规划报告》中，这个比率达到27.6％。在这群“两栖青年”中，有9.8％从事两份工作，17.8％从事三份或以上的工作。

清研的调查还指出，82.9％的“两栖青年”认为，从事多份工作能为收入提供保障，还能拓展自身影响力、人脉资源，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

小陈告诉本报，经营电商能让他额外掌握电商运营技能，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顾客朋友，并建立人际网络。

怡婷也说，自己的本业和副业都需要视频后期制作的技能，具有高度关联性。从事副业的同时，她的工作能力也在提升，还能学到不少新事物，这些经验都是只从事本业难以得到的。

“斜杠”成了中国青年刚需

冠病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等因素导致就业市场不稳定，让“斜杠”不再只是一些中国青年的选择，更是逐渐成为刚需。

中国今年迎来最大规模的高校生毕业潮，但恶化的就业市场无法吸纳如此庞大的毕业生群体，导致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6岁至24岁的中国青年失业率今年7月一度达到19.9％的高点。

此外，近年中国各大科技巨头、互联网大厂频频传出裁员、减薪或部门简化的消息，让中国毕业生的就业前景雪上加霜。

在微信上兼职商品分销的35岁外企员工小李受访时直言，当本业没有什么发展前途、无法让人们过上想要的生活时，找副业练练手是必要的，从事副业的人也就自然越来越多。

“这个社会人这么多，只会越来越卷，如果没有独特的技能，早晚要被社会淘汰。”

学者：经济形态和技术变化催化“斜杠”现象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中国青年的“斜杠”现象是灵活就业的一种形式，在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作为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的一种表现一直都存在，而近几年更加突出的原因，“主要与经济形态和技术条件的变化有关”。

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尤其实体经济下行，导致正规就业岗位供给比率降低且就业质量不高，让不满足于本职收入的青年人倾向于找第二份工作来满足自身需求。

王全兴也指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平台、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条件，让灵活就业更加容易和便利，“斜杠青年”群体就进一步扩大；尤其在冠病疫情暴发后，正规就业的机会更少、收入更低，数字技术的便利与人们居家时间增多的结合，更加剧了“斜杠”现象。

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谢栋铭受访时也指出，科技的发展让互联网流量的货币化变得更加容易，只要有好的数码内容就能吸引流量，要将这些变现也很简单，这对于喜欢创意、不希望被制约的新一代劳动群体而言更具吸引力。

但王全兴也警告，虽然中国青年的“斜杠”现象有诸多原因、优势和“红利”，但任何国家都不能将灵活就业当成主流的就业形式，政府必须适时抑制灵活就业主流化的势头，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和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