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中，一名20多岁的中国大陆记者在香港机场大喊：“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

之后他被香港示威者拳打脚踢，身体多处受伤。这名记者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大陆官方舆论中的“爱国记者”。

他的名字叫付国豪，彼时是《环球时报》的“90后”记者，是被中国官媒交口称赞的“真汉子”。时隔四年，这个名字再次出现时，却是他的死讯。

付国豪去世

付国豪的父亲付成学星期四（11月17日）晚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知名爱国爱港记者付国豪于公元2021年10月25日晚间因病去（世），逝年三十周岁。另，英雄记者付国豪的骨灰已于公元2022年5月安放在天津憩园，墓碑上刻着：无限追（思）四个大字。”

付成学当晚接受顶端新闻采访时说，其子今年5月已在天津安葬，并透露一家人曾陪他和抑郁症抗争，追思会目前尚未确定是否办理。

付成学回忆起儿子时情绪激动地说：“付国豪大学毕业到北京从事记者，三年的时间里，一路上经历了很多，付出了很多，他是个很宽厚的男孩。”

这则消息很快在网上引起关注，许多网民感叹，没想到再次听到付国豪的消息竟然是他去世了，而且还是发生在一年多前。

许多大陆网民在微博留言，为付国豪的去世感到惋惜，并称赞他是“英雄”“是条汉子”，值得尊敬，也为付国豪的家人打气。

然而，香港网民对付国豪的去世普遍表现冷淡，甚至还会放冷箭，有网民在脸书上留言称“多行不义必自毙”。

抑郁症还是PTSD？

付成学早在去年4月付国豪从《环球时报》辞职时就曾发文透露，儿子“从香港回来后，全国各地的朋友给他寄了许多慰问品，还有单位领导的关心，让他感觉这些关爱成了一种压力，他承受不了，每每躲进卫生间哭，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随后短短半年时间，付国豪就因病过世。结合付成学最新的回应来看，付国豪的去世可能与生前患抑郁症有关。

也有不少网民提到，付国豪当时在香港的那段经历可能使身心都受到重创而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PTSD是指人在经历过情感、战争、交通事故或任何严重事故等创伤事件后产生的精神疾病。症状可能包括幻觉重现、梦魇和重度焦虑，以及无法控制地想起某事。有研究表明，PTSD患者还有较高的自杀风险。

实际上，付国豪从香港返回北京后，表面看是相当光鲜的，这往往也会让人忽略他背后承受的压力。

付国豪在香港机场被禁锢和殴打隔天（201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发表题为《付国豪，真汉子！》的评论文章，形容他“正气凛然”，称赞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应有的样子”。

中国国家电视台央视的《面对面》栏目后来也独家专访了付国豪，还问他“现在满脸都是瘀青，你28岁还年轻，担不担心这些淤青会留疤”。

不过，大陆官方报道中并未详述付国豪被殴细节。香港01等港媒报道则称，付国豪事发时疑在拍摄示威者近照，被质问身份时一开始称自己是游客，但之后被示威者搜出大陆护照和标有“我爱警察”字样的衣服，才会被强行绑在行李车上并被围殴。

获得一片赞誉的付国豪回归到真实生活时，却也不得不面对一些难堪的现实问题，包括他离职时暴露出来的工资不高、开支赤字、难以独立在北京站稳脚跟等。

付成学去年4月详细解释付国豪离职原因时说，“以他的岗位资历，入职时间，包括经验，能力等等，他的收入不会很高”。

付成学举例说，北京租一处七八个人共住宿的房子要千元（人民币，下同，192新元）以上，考虑到付国豪的工作性质，他只能选择在单位附近租独立空间的房子，也就是6000元以上的租房费用，加上交通电信，吃喝拉撒睡和社交等开支，“以他的收入状况，只能是两个字‘赤字’”，“至于在北京买房子，想都别想！”他还透露，是家里的补贴才能够让付国豪坚持下去。

付国豪工资不高的问题也得到了时任《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证实。《环球时报》在付国豪返京一个月后召开了香港报道表彰会，付国豪受到了奖励并获得10万元的最高奖。

胡锡进当时在微博介绍说，“付国豪就职于环球网，收入一直不高，租房住，属于典型‘北漂’”，还引述大家开玩笑说，希望这10万元奖金给他带来好运气，能最终在北京买上房，娶上媳妇。

胡锡进的沉默和删帖

然而，作为付国豪在《环球时报》任职期间的最高领导，胡锡进此刻的反应引发了网民的不满。

网民发现，向来冲在热点话题第一线的胡锡进对昔日下属的离世只字未提，任凭网民在其微博下反复追问也三缄其口。

不过，也有网民认为，在付国豪已经去世的事实面前，无论胡锡进说什么，可能都会成为攻击对象，倒不如不说。

然而更让网民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还发现胡锡进已经把过去有关付国豪离职和获奖的微博都删掉了，只剩下他当时在香港被殴的一则视频。

胡锡进在有关付国豪离职的那则微博中肯定付国豪“是好记者，也是老胡眼里非常善良的孩子”，并透露《环时》和他本人对付国豪辞职做了反复挽留。只是他不想给单位添麻烦，去意已决。

胡锡进还强调，“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正直、自尊的男生”，“他不仅是同事，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友”，“希望他走好今后的人生路……渴望好人好报在他身上的应验”。

现在回过头看，这洋洋洒洒几百字里不像有什么敏感内容，倒是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情关怀。有网民猜测，胡锡进这则微博间接证实了付国豪离职前已患抑郁症，未免被舆论究责，索性删掉“证据”保持沉默。

一些网民批评说，《环球时报》和胡锡进当时依靠付国豪在香港机场坚忍不屈的表现捞到不少好处，既博取了眼球、赚取了流量又巩固了自家的爱国身份。但当付国豪去世时，却选择“明哲保身”，不仅反应冷漠还用删帖来剥离关系，不愧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一个普通的“京漂”小记者，因一次特殊的时间和特殊场合而一夜爆红，留下香港反修例运动其中一个令人难忘的新闻画面，也成为一种政治符号。

但当宣传热度下降，舆论散去，这个曾夹在仇恨和热捧之间的小人物，要面对的还是最真实的生活，包括需要家人接济的财务状况，也包括仇恨者长期的网络暴力、每天数十通的骚扰电话，最后无声无息因病去世。

更让人唏嘘的，还是付爸爸付成学星期五（11月18日）再次在个人账号发文就为何时隔一年多才公布儿子死讯作出的解释：“我，我们，我的这个家庭，决不能因个人的原因，即便是生死。也不能做出哪怕点滴，不利于国家利益和形象的，一点点细微的污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