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温不火的社区团购，在上海当下这波“抢菜潮”中重新焕发生机。当上海政府疲于应对末端配送压力时，民间靠自己的力量保障着“最后100米”的运送难题。

市民队伍中站出来的团长，承担了政府、物业管理、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该做的工作，有网民因此戏言，上海团长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

上海人有多爱自己的团长？

在疫情防控下，许多找不到物资的上海市民开始卑微地求加群，找人、找渠道、找物资。在各种社交平台上都能看到上海人的求加团购群信息，有些市民甚至加入了二十几个团购群购买物资。

在各种群聊中负责整合社区民众需求的人就是团长。有网民评论说，现在上海人每天醒来不是团购就是找团长。更有网民说，“上海靠什么活着？团长！”还有网民说：“上海人的抗疫靠的不是街道，居委，靠的是团长！”

在“上海人有多爱自己的团长”的微博话题下，上海市民毫不吝啬地诉说着对团长的赞赏和依赖。有人建议拍一部电影《上海团长》，也有人表示，非常希望团长们去考公，这样的组织力和执行力可不就是书上写的“为人民服务”的样子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备受百姓们称赞的团长，正是来自群众队伍本身。

在“买菜难”的背景下，上海小区居民过去组建的微信群热闹起来，有关各种生活物资和配送物资的货车等消息，被邻居们积极转发进群。那些确实能携带有效资源、帮大家订到菜的人，在群里自然地做起了“团长”。

“团长”的养成

中国人对于社区团购并不陌生，疫情前这种消费模式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甚至有些公司已宣布破产。比如，总融资逾12亿美元（16.38亿新元）的十荟团在3月份把全中国的所有业务关停。生鲜电商同程生活和呆萝卜也在去年相继破产。

这波疫情带来的封锁，却再次为社区团购注入新的活力，但是跟过去非常不同的是，这次的主力军并不是社区团购的平台，而是商家、社区、业务自发组织，并主动对接。

现在许多商家在微博等渠道发布团购信息，社区的团长们便是根据这些信息发起团购。由于小区居民的需求五花八门，有人想要蔬菜，有人想要肉，有人想要面包，有人想要生活用品。先开哪个团，哪个团有可行性，团长们得做一份详尽的民意调查。

此外，团长还被迫掌握多种技能：发起接龙、制作表格、汇总统计、提供翻译。由于不少商品价格费用时时在变化，商家缺货了，调价了，团长都得和小区居民再通知一遍，耗时又耗力。

能对外代表居民发出统一的声音，是团长的重要职责。因为货只能送至小区门口，团长需要有能力协调物业、居委会和志愿者帮忙做消杀和分发的工作。有些老小区没有物业，团长需要在群内组织调动邻居负责“接团”和帮助完成各楼栋内的分发到户。这不仅考验团长的组织能力，很多时候还要靠团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服力。

一名优秀的团长还需要拿到食物和车辆等资源，他们要么自己有现成的物资资源，要么有精力开拓新资源，同时还要有能力鉴别资源，确保大家不受骗。

由此可见，团长是联系居委、居民和物资间的纽带，是个非常劳心劳力的活儿。仅就供应商来说，想要货源，可能既要联系政府名单上的，也要联系附近菜场的商贩，还有电商平台的团购等。

一名叫李新宇的上海团长在自述中，就生动地描绘了成为团长路上的磕磕绊绊。他是一名房产销售员，疫情期间工作几乎停滞。居住的小区封控至今已有23天，5000多户居民的生活物资主要靠居委会发放和社区团购。

由于物资非常紧张，他决定自己建一个蔬菜大米群。当上团长后，李新宇遇到了供应商“放鸽子”和业主们日常的信息轰炸。但是，他也在商家发货质量参差不齐时，遇到了主动帮他解围的居民。李新宇还分享了把油盐酱醋借给他、热心帮他找猫粮的邻里间暖心小事。

值得一提的是，物资的短缺，是严厉的管控措施的副作用，同时显示出上海对持续封城的准备不足。而成为团长，更多的是上海市民在基本物资短缺之下的被迫之举。

团长们在封控期间揽下的活，其实应该是小区物业、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等机构、部门应该承担的。但是现下，如果居民们不站出来自己联系供应商和配送服务，很可能面临断粮的境遇。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由于疫情防控需要，要求卡车司机每天都要做测试，否则就不能从事跨地区的运输工作，而那些在感染高风险地区的司机则被强制隔离，这些做法造成卡车司机的严重短缺，工厂所需要的零部件无法送达，货物也无法及时从工厂运往港口码头。

在市内，许多外卖送餐员被封控在家中，或者因为担心感染而选择不工作，因此食品即使运进上海，配送分发的人员也减少了。

虽然团长可以舒缓一部分“最后100米”的配送问题，却无法在根本上解决物资短缺、价格上涨的问题。超市关闭、普通商家无法获得售卖资格、货车出高速需要绿码加通行证等种种问题都需要得到解决。

上海有2500万市民被封控，接受每日的上门食品配送，这种有些“计划经济”的模式，或许根本不适配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因此在维持大规模防控的同时还要保证市民的物资供应，可能本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李新宇的经历是一个缩影，在疫情管控下，都市生活中淡漠的邻里关系似乎重新热络起来。团长和小区居民的关系，也提供了上海小区的自治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