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双减”要求，老师每天要额外多工作至少两个小时，帮助学生在校完成作业或负责课后托管、辅导。此外，去年中国对教育培训行业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大部分课外托管和辅导工作就落在教师身上。

孟丹丹　北京报道

去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后，安徽省淮北市小学教师王萍萍（化名，42岁）就愈发感到疲惫不堪。“每天就像陀螺，一连10多个小时都在不停地转，晚上回到家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

王萍萍接受《联合早报》电访时声音沙哑地说：“双减后，老师负担加重了，孩子们也是精疲力尽。”

中国教育部门正在全国推行的“双减”，旨在通过减轻学生的课业与课外培训负担，缓解家长焦虑，实现教育公平。不过，这项力度空前的教育改革却累坏了基层一线的教师。

按照“双减”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与初中）的老师每天要额外多工作至少两个小时，帮助学生在校完成作业或负责课后托管、辅导。去年7月，中国对教育培训行业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大部分课外托管和辅导工作就落在中小学教师身上。

作为一年级语文老师以及年级主任，“双减”前，王萍萍的日常工作并不轻松，备课、讲课、改作业、阅卷、写总结、监考、开会……繁琐细碎的教学任务和行政事务已将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这倒不是负担，主要是还要应付上级检查，政府部门摊派的扶贫、防疫、防诈骗、交通安全等各种宣传教育……已经身心俱疲，现在每天又要加班至少两个小时。”她边说边叹气：“有时候真让人抓狂。”

像王萍萍这样因“双减”而倍感压力的基层一线教师在中国并非特例。

《光明日报》调查显示，“双减”之后，八成以上的老师认为工作量增加，超过七成老师认为工作压力增大、职业幸福感降低，高达九成的老师认为管理更加繁琐。

上个月召开的中国两会（全国人大、政协年会）期间，来自教育界的不少政协委员就齐声呼吁“双减为学生减负，也要为教师减负”。由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知识分子构成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也反映，工作压力增大是“双减”后教师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不少一线教师工作时间长达11个小时以上。

师生面临现实困境与官方期望相去甚远

“王萍萍们”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官方对“双减”的期望相去甚远。在官方描绘的双减改革蓝图中，学生从题海战术中解脱，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教师则改变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实行弹性上下班。

理想很丰满，但对于一些财力实力并不丰厚的学校来说，实行起来并不容易。

王萍萍所在的学校也曾聘请校外书法、舞蹈、武术等辅导员，但60元（人民币，约合12新元）一节课的报酬难以留住外聘教师，学校也没能力提供更多预算。两小时的课后托管任务，最后只能落在语文、数学老师身上。

东部沿海城市宁波市一所公立学校的英语老师程海燕（32岁，化名）受访时也直言，学生没“双减”，老师却“双增”。如今，她的工作变成了“996”模式，每周至少有两天陪学生自习到晚上9时半，周六还得给学生上辅导课。

在她看来，老师更累的原因是，中考分流改革使得教育内卷从高考提前到中考。她说：“初中生要减，可中考在那摆着，减就只能是口号，学校按上级要求安排，学生和家长可不敢减。”

中考分流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另一项教育改革。这项改革下，初中毕业生中约五成学生有机会读普通高中，其余只能选择职业或技术学校。

程海燕称，自己为“双减”承担了额外的工作，却没有相应的获得感。她感慨，自己是名教师，也是两岁孩子的母亲，工作与家庭无法兼顾让她越来越有种歉疚感。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系博士后研究员严奕飞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双减”是中国教育部门下达的一项行政命令，究竟会达到怎样的效果，目前看起来并不明朗。

她说，要让“双减”政策真正为学生减负，教师自身的心理健康，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首先不应受到影响。目前疫情尚未结束，社会仍处于焦虑压抑的大环境中，教师在繁忙的日常中还得承担额外工作，更需要外界提供疏解精神压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