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官方倡导“普职同重”却面临着上热下冷的尴尬境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认识职业教育的关键点之一是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需要大规模产业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现阶段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大学层级的职业教育，正因如此，他一直提倡取消教育过早分流，实施十年义务教育制。

根据《财经》报道，姚洋受访时说，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曾经有过职业工人的高光时刻，也有过如今饱受赞誉的德国“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但是3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不再具备重回过去体系的基础，现阶段再谈职高教育就是“空中楼阁”。

此外，职高无法让学生学到有效技能也是姚洋不赞同过早分流的原因之一。“高等职业院校（下称“高职”）阶段的教育就比职高好很多，高职与企业合作更紧密，是真正在做‘二元制’。到了大学阶段，学生心智也更健全，可以去参加工作了。” 

他提出，现阶段培养人才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实施5+5义务教育，二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划将1200所大学中的一半变成技术类大学，扭转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盲目扩张的趋势，重回“学院制”。

姚洋说，北京大学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里，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年限不到12年，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刚过九年，这意味着，很多人没上过高中。该结论与教育部披露的中国高校毛入学率54.5%相符。如果将这个数据与50%的高中升学率结合起来看，可以理解为，上了高中的孩子基本都能上大学。

他说，从一线调研的经历来看，职高的学生毕业后也不想就业，他们几乎都想读大学。多数家长的观念是，孩子如果不上大学，高中阶段的投资是不值的。职高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大托儿所，孩子进去以后，熬到毕业领文凭。

谈到职高的问题，姚洋说，目前职校还存在课程设置与课程体系不合理、不完备的情况，教学水准不够高，但如果国家“普职同重”政策指令不改的前提下，有无可能倒逼出一批教学水准更高的职高呢？姚洋认为，与教学水准无关，有些专业就是不需要长时间培训。

他说，首先，“五五分流”政策制定的依据是什么？很多政策制定者，包括反对他观点与他争论的人，思想还停留在10年、20年，甚至30年前。姚洋认为，人们低估了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现代工业是靠技术推动的，而非人力。中国制造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只有4.8%，这一比率今后还会继续下降。而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全社会平均生产率的5.73倍。

姚洋指出，中国现在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大学层级的职业教育，中国需要数控车床人才、编程人才，这些事情需要学生读完本科才做得到，连高职毕业生都未必能胜任，更何况是中职的学生。现阶段需要的“工人”是大学毕业的工人。再退一步说，如果流水线上真的缺工人了，也无需中职教育，培训初中毕业生几个月效果是一样的。

谈到德国的二元人才培养模式，姚洋说，中国有过这样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国企工人的地位是不低的。他回忆1989年刚从北大硕士毕业回车间里干活，那时他的工资只有他师傅的十分之一。

姚洋说，他去看过德国的默克公司，默克是一家有300年历史的企业，它们培养人才的模式是，技校生每周有两天在工厂里实习，三天跟普通高中生一起在高中里学文化课。技校生毕业之后基本都可以留在工厂里工作，收入有保障，工作几年后，他们还可以不脱产去读大学，这样的模式与中国90年代之前的职工大学类似，工人有收入，还有机会读大学。

中国以前有德国的“二元制”体系，并且非常完备，但这套体系后来没有了，现在再提办职高，感觉可能是架在空中，既不落地也上不了天。如果现在还要企业与职高来合作办学，企业都是市场化的，他们很清楚职高生没学到实际本领，所以，企业往往只会招职高生来做廉价劳动力，这对学生打击非常大。

姚洋还说，他不否认有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办得不错，但大多数地方办得都不太好，特别是农村地区。没上高中的、去读职高的基本都是农村的孩子。

他说，大家讨论中考分流，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中考分流会不会变成阶层固化的工具，而且是从制度上固化了。有人说，职业教育好，但他想说，先不要提它有多好，这样的教育体制最后如果变成阶层固化的工具，这一点就应该警惕和检讨。

他批评“五五分流”的政策出现了方向性错误。政策制定者没有去实地调查，思维还停留在30年前。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农村家庭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机会上大学。如果不想让孩子被分流，也别期待农村父母赞同他的孩子被分流。

姚洋认为，最理想的制度是缩短学制，普及高中教育，小学5年+中学5年，共10年义务教育，读完之后再去考虑读技术大学、高职还是普通大学。

他还认为，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接受高中教育，包括农村的孩子。大家天天谈普职分流，不要忘了，全国至少有30%的孩子连高中都没上过，这批孩子就不管了吗？中国要培养“高端制造人才”，但大量的孩子连高中都没上过，说不过去。

姚洋说，大家今天谈“共同富裕”，现在教育的每一项制度不能与共同富裕冲突。不能通过选拔拉大人的差距。中国过去没有这个财力，承担不了全面普及高中教育的压力，但今天人均收入已经1.2万美元了，可以开始考虑普及高中教育了。如果怕财力不够，可以缩短学制，大学生毕业还是22岁。

姚洋还说，从调研结果来看，稍好一些的企业都不会招职高毕业生。很多职高标榜的“二元制”，最后就变成了向企业输送廉价劳动力，对于职高生来说，是实习机会，对于企业来说，本质就是招揽廉价劳动力。

至于人才配置出现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从企业方角度，它们认为流水线工作不需要大学毕业生。从就业者角度，很多孩子和父母也没准备好18岁高中毕业就去工作，哪怕是农村家庭也希望孩子去读大学，他们也不缺一个月两三千（人民币）的工资。

被问到有没有可能将高职的课程与培养模式挪到中职阶段完成，通过提升中职的教育水平，来扭转大家对中职的刻板印象，让需要就业的孩子更早学会实用技能，走向社会，姚洋说，这可能不符合一个孩子的心智发育的规律。学制上有中学、有大学是有其合理之处的，不能把大学的课程挪到高中完成，同理，也无法让处于中职阶段的学生接受高职层次的教育。

姚洋说，读了专科也是大学生，没读过大学肯定处于劣势，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看到，但凡家长决定让孩子上了高中，无论是普高还是职高，他都期望孩子能上大学。也正如看到的，80%多的高中毕业生都能上大学，所以现在的实质是把高考的竞争压力往下压，压到了中考。

姚洋还分析家长焦虑的原因，他说，就北大“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所做的研究结果来看，孩子一旦被分流，一辈子几乎就被锁定了。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收入差距。第二，行业限制。读了普高孩子毕业工作到一定年限后会换到别的行业。但读职高的人工种是被锁定的，他们是换不了工作的。老百姓很聪明，他们虽然没做过调研，但他们心里清楚，如果孩子能读普高，他就有很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如果读了职高，孩子这辈子的命运基本就被敲定了。他们也是通过理性思考做出的决策。

至于如何认识职业教育，姚洋说，关键点之一是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需要大规模产业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的4.8%，这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并且这个比例还在下降。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进步，已经不再依赖靠人堆起来的产业大军。现在好一点的工厂都是无人工厂，工厂里为数不多的人力找个初中生做也是绰绰有余。

此外，一定要认识到老百姓的想法变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对口扶贫县——云南省弥渡县是中国的贫困县之一，县委书记却说，他们最缺的不是钱，是教育。

所谓的“农村人读个技校、读个职高就行了”，那些都是老观念，现在人们对教育的认知，城乡基本统一，那就是，家家户户都想让孩子上大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普及高中教育势在必行。

他说，“职业教育”的重担，最好落给技校，有些人实在不想读高中，可以去技校里学习技术。此外，还可以设置一些培训机构专做需要“童子功”的培养，例如唱歌、跳舞、幼师专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