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由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展开的调查发现，意愿生育三个孩子的中国女教师不超过4%，青年未婚女教师呈现出较低的生育意愿，经济、教育、住房、工作强度是影响女教师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据中国澎湃新闻前天（4日）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贾萌萌和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在刊登《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刊的论文中说，他们就女教师工作、生活、婚姻、生育方面的现状与意愿展开问卷调查，并收集到1907名女教师的答复。

调查发现，女教师整体上愿意生育一孩的比例最高，为38.96%，其次是二孩，为 38.91%，接着是不想生育的，为18.77%，三孩的比例最低，仅为3.36%。

未婚女教师则呈现出更低的生育意愿，其中想要一孩的比例仍然最高，为36.73%，其次是不想生育，为32.41%，紧接着是 29.63%想要二孩，最后是 1.23%想要三孩。

作者们认为，这一方面显示出恐育心理，是个体对于日益增长的生育成本的回应。另一方面在现代性带来的个体化进程中，人们出现原子化发展趋势。数据显示，38.18%的女教师赞同“我有能力让自己幸福，与其有家庭让自己不开心，不如一个人活得痛快”，年轻一代对独立与自由的追求越发强烈。与此同时，青年女性经济实力增强，独立能力提升，婚恋观也随之发生变化。

对于不想生育的普通女教师来说，改变其生育意愿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水平提高、工作量减少和教育成本降低。

超过七成的女教师认为“三孩政策”可能使女性在职场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作者认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职业女性正因为母亲身份而面临着“惩罚”，生育意愿下降的背后隐含着对个人事业发展的渴求。沉重的育儿负担让女教师们不得不发出减轻工作量的“呐喊”。如果政策话语不断提倡减轻工作量，那么又容易加深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的制度性歧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职业女性的生育焦虑与满足发展自身事业的追求。因此，女教师对于“减轻工作量”的呼吁更多是出于对女性沉重育儿负担的一种无奈回应，根本问题仍在于如何创建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工作环境与家庭分工，从而缓解女性的被动处境。

文章也提出，“儿童价值至上”的教养观念加重了女教师的养育负担。在市场与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儿童价值至上”“以儿童为中心”的精致化教养观念成为流行。中国家长深陷“亲子陪伴” “母子依恋”“安全感”等消费市场宣传的话语体系中，自愿为“儿童价值至上”与母职神圣化买单。实际上这种观念与行为加重了家长尤其是母亲养育子女的经济与心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