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优势的前提是解放思想，找对路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被概括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以上分析来看，这是不够的。

上文指出，内卷是资本主义的特质。美国的镀金时代、英国狄更斯和恩格斯笔下的资本主义，都集中展示它的残酷一面。比起欧洲其他的资本主义模式，当今的英美资本主义仍显得六亲不认，但比那时进步多了，在许多方面也比中国当前的资本主义更人性化些。取得这些进步，阶级斗争曾经起了很大作用，但并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因为工人阶级有选票这个武器，也有组织工会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上世纪初的“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s），通过立法改善人权、工作条件和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这种方式的进步也会在中国逐步实现。

但这些仍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资本主义的本性被压制住了，但并没有改变，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在中国，治理内卷也有近期和远期解决方案。近期方案包括上文提到的中共关于建立公平竞争、全国统一市场和减少地方政府干预、畅通企业破产退出机制等。远期则涉及朝后资本主义过渡。近期的这里只谈谈创新和分配。

创新

内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创新，造成每条路上都聚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不是另辟蹊径，形成中国前总理李克强想营造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在缺乏创新、产品同质的趋势下，同业间只能大打价格战。有启示意义的是，“内卷”一词的英文——involution，在西方汉学中原本用来指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农业社会，长期精耕细作投入大量劳动力，却没有实现经济突破，因为丰富的劳动力使得农业和手工业走上靠强化劳动，而不是靠技术进步来增产的目的。单位土地生产率很高，但劳动生产率很低且不断下降，形成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澳大利亚历史学者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现象。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先天缺乏创新基因。

究其因，乃皇权、朝廷及御用意识形态压抑社会的创造活力，一切都循规蹈矩、因循守旧以保持社会稳定、江山如磐。权势者以一己之私牺牲民族健康。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认为，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的是类似历史上皇权的作用。但添加了“进步”元素后，传统的集权统治模式出现与动态的现代社会匹配的问题。

同样的“举国体制”也用在科技攻关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这毕竟不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量有限。相比之下，毛泽东主席相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主张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但制度建设没有跟上，酿成天下大乱，群众的创造力都用到打派仗、揪黑帮、贴大字报、跳忠字舞上了。如何充分发挥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仍是一份未完成的作业。

分配

资本主义很能创造却不会分配财富，并且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往往不得不以百姓的苦难为代价。在资本的制度机制作用下，中国很可能也要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之挣扎的问题：有个传统中产阶级的工作，却没有中产阶级的收入和体面生活；社会阶层向下流动远超向上流动，橄榄型社会结构退变为梨型。当AI全面取代人工（包括体力、脑力和创造劳动）时，无人工创造出的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消灭掉的工作岗位使广大工薪阶级前途可忧。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不灵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重弹的老调：“增加劳动在分配的比重”很大程度上是空谈，而许诺的增加多种要素——尤其是知识资本——的收入，则有可能导致更大程度的分配“不公”——社会主义理念上的不公，但按资本主义原则却非常合理合法。总之，财富随资本而不随劳动的大势不可逆转，要想“利益均沾”就必须从资本入手，也不能不抛弃“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古训。

但传统办法仍有一定用武之地，比如累进税率的二次分配，慈善业的三次分配，还有已被忘却的地租或土地增值原则：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在19世纪后期提出土地价值税的想法，曾得到经济学家广泛支持。土地价值的升值是因为社会在其周围所做的工作：在一块土地周围经营的公司产生网络效应，使土地交通便利的公共交通，附近的餐馆、咖啡店和美丽的自然景观等，这些都不是土地所有者的功劳，所以将土地增值与造成升值的社会分享是公平的。曾经的“重庆模式”打算启用这个原则，但很快因故烟消云散了。

此外，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已大量采用的员工持股或工人合作企业，政府立法保护职工权益等。比较接近新时代现实的，是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前总裁塞缪尔·奥特曼（Samuel Harris Altman）提出的“美国股票基金”（America Equity Fund），即每家公司每年以股份形式交2.5%的税，纳入这个基金；每个年满18岁的公民都在这基金中有一个户头。以公司股份形式缴纳的税款能够协调公司、投资者和公民之间的激励机制，三方都能从企业增长中获利，使收入顺着资本走，避开劳动力贬值的困局。一旦人工智能成为生产主力，公司增长将非常迅速，每个人的收入也是如此。

率先向后资本主义过渡

但远期、根本的办法，也是中国有可能引领世界潮流的，是朝后资本主义过渡。不要以为共产党的领导和公有制为主，就能够自称社会主义。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成分甚至没有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多，但它有率先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条件。

AI革命带来的最大问题，一是上述财富分配，二是闲置劳动力——大批人终日无所事事会出大问题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必须重新组织出新的形态，而中共以组织能力见长，有比较优势。但后资本主义社会将大大缩小市场和政府活动范围，让社会唱主角——故称新社会主义。组织大规模、有协调的社会转型的能力，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同中共比。但转型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而是像硅谷高技术企业家那样，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在资本主义中不断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剔除资本主义的弊端，乃至全面转型。

在组织实施全民基本收入（UBI）上，中国有世界上最全面的产业结构，优势更大。成熟和全自动化的公司，尤其是垄断型公司，国家可以接过来国营，使生产目的从逐利转为服务人民和国家利益，并做为UBI的来源。有了UBI保障基本盘，人们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释放创新创造活力，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

大力简化压缩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范围后，经济社会就会“返璞归真”。未来多数人都会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就业，但他们须要有事干、有意义的生活和生命；创客运动和网上互助合作社区是出路之一；中国农村有大量闲置的土地和房产，可以用来建立许许多多的自给、自立、自理的社区和团体，城里人可以回归自然，实行社区货币、劳动互换、邻里街坊互助等有意义的生产和社会活动——这是用田园诗取代内卷的大好事。政府只提供软硬基础设施服务。

解放思想

发挥优势的前提是解放思想，找对路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被概括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以上分析来看，这是不够的。对AI时代的到来应有危机感，及早未雨绸缪。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更能应付这个巨变，但不要因陷入资本主义或旧社会主义的思维，而错过万年不遇的机遇。（读者如对更加系统的论述有兴趣，可参阅笔者亚马逊网站上的三本书：https://shorturl.at/MJnWi）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