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寒暑假，有关游览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名校的报道，都会成为热点话题。在我看来，不论古雅与现代并重的燕园或以欧式风格见长的清华园，都不是因为景观的古雅或现代才吸引来大量游客的，只是因为它们是难分伯仲的顶尖高校，是精英荟萃之地，是学术重镇。

从西方现代大学的创设目的说起，大学的建设和运转，离不开纳税人的资助。所以大学要服务社会，不可能闭门锁户、偏安一隅。这对现代化国家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大学建起围墙，对游客限流或拒斥，有违现代大学办学初衷。互联网上有关去北大清华参观的报道或评论，争论到底该不该限流，吵得不可开交。但如果说因为资源有限，就该限流，这样的理由很难站得住脚。有网民就说，清北是中国一流高校，那哈佛和牛津还是世界一流的高校呢，他们面对的可是世界各地的游人，按理说不更应该限流？！

行文至此，有几个疑问须要厘清。一是作为以创建世界一流高校为鹄的，并与海外名校交流、合作面最广最深的中国高校，清华和北大缘何在校园开放方面没有与国际接轨？二是“限流”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吗？具体成效如何？三是除了武汉大学限制赏樱花的游客数量外，中国其他高校为何没有限流举措？四是有没有破解清北被游客挤破门这一难题的药方？

客观地讲，因为游客太多，清北两校采用限流的办法，应对蜂拥而来的游客，也属无奈之举。清华和北大的校长肯定深谙现代大学办学之道，但师生正常的科研、学习和生活秩序也要保证。每年假期前来清北踏园赏景的游客还是有增无减。游客的抱怨和学校的苦衷让人莫衷一是。当大多数人纠结于限流还是放开，疏还是堵，哪个办法更有效时，我倒觉得应该从问题根源上找寻答案。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清华、北大（武大限流是季节性的）之外的中国高校不须要限流？

不同于海外的世界一流大学多以私立为主，清北两校一直是政府的宠儿，肩负着跻身世界一流高校第一梯队的重任。它们坐享从财政拨款和招生政策等多方面的优渥待遇。资源的过度倾斜和招生政策允许“掐尖”（编按：指学校集中招收尖子生），结果就导致清北二校双峰并峙，傲视群雄。

清华和北大在1949年后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马太效应”的最好诠释。当“万千宠爱于一身”，“幸福的烦恼”也必然如影随形。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就是一个难解的死结：游客挤爆校园，清北无奈限流的现状。只要背离现代大学办学规律，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大学发展的思路不变，清华和北大的校园要被游客挤爆的难题，永远无法破解。所以说，清华和北大限流带有中国特色，问题背后的根源也带有中国特色。

回想起民国时期，有些文化名人都曾有在燕京大学或北京大学当旁听生的游学经历，像老舍在燕京大学旁听，沈从文也在北大等校旁听过。那时的大学校门是敞开的，他们就像杨绛当年在牛津大学当旁听生一样，可以自由出入校园、图书馆和教学楼。接纳旁听生是蔡元培掌校北大的传统。蔡先生并非另类神仙，只是因为他有游学欧洲的经历，他在北大按西方现代大学的规章办学而已。

作为非注册的学生，杨绛在牛津大学读书的经历让人羡慕不已。在《我们仨》中，她有生动的描述：“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我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幽静。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一本一本的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和牛津大学一样，燕京大学和北大也曾有过如此优雅的气度。要待何时，清北不再限流，游客不再须要提前做攻略？

作者是烟台鲁东大学人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