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我与美国总统拜登之间确实存在某些共同点。我们两人对美国和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持有相似看法，且我们都信仰天主教。此外，我们有相似的机会被选为教宗方济各的继任者；理论上，任何经过红衣主教选举人特别会议指定的受洗者，都有可能成为教宗。我俩都有相似的机会，尽管这只是一个极小概率的假设。但有意思的是，拜登去年已经80岁，超过梵蒂冈的年龄限制。其实，关于尊贵群体选出的教宗的最高年龄，并未设定上限，这取决于“紫色人民”（编按：比喻天主教神职人员）的集体智慧。毕竟，考虑到教宗职位任务艰巨，选择一位80多岁的老人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可能影响下一个选举结果。

相比之下，治理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尽管面临挑战，但从某种程度上看，复杂程度要低于全球性的教宗选举——至少在美国民主党的视角中是如此：只要有连任总统的意志，便是一个重要条件。然而，美国总统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全世界密切的关注与评估，这会分散他对重要事务的注意力，如基辅与台湾等地复杂的国际问题。我们应该都清楚，选拜登就等于选副总统哈里斯。我们毕竟难以想象，最近在北约峰会上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混淆的美国总统，今后几年会比现在更年轻和健康。这一次选举副总统，也绝对不是哈里斯自己所说的，最微不足道的工作。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最近30年内世界秩序极度不稳定的时期。西方需要的是可信的领袖。

波兰由于位于欧洲中心的历史地位，更倾向于依赖遥远的美国，而非一味追求欧洲独立自主。法国虽然自称是自信且军事独立的欧洲核心，但它在最近的政治选举中，极右翼的崛起及其对俄罗斯的谎言所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理解，使得法国的政治前景变得复杂。波兰人必须感谢法国特别的两阶段选举制度，让极右翼在选举中落败，将战场“让给了”极左翼。由此可见，说法国正处于两个极端之间，实际上可能还是轻描淡写的。马克龙总统打的政治球好像并没有赢。

唯一的好处，至少在当前，极右派无法带领法国放弃乌克兰，这是个好消息，但那些投票支持右翼的人难免愤怒。这种情绪可能会在未来两年加剧，并在下一次选举中卷土重来。马克龙的无能会加剧这种愤怒的感觉。与此同时，法国政坛左翼势力强化了，也未能缓解左翼选民的愤怒。在左右都不安定的背景下，法国领导欧洲的难度加大了；而德国不像有领导欧洲的意愿。虽然法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但整个欧洲却逐渐感到疲倦。

对于波兰而言，我们深知乌克兰、俄罗斯以及中欧地区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2024年11月后的美国政权更迭。波兰与美国有着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历史悠久且深厚。例如，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是乔治·华盛顿独立战争中的主要将领之一，曾设计西点军校的防御工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将“恢复自由波兰”视为美国参战的主要原因之一。里根总统定义苏联为邪恶帝国的态度明确，促成了东欧共产主义的垮台和波兰重返民主国家集团，波兰人为他在华沙树立了纪念碑。据估计，美国有多达1000万波兰裔人口，而且美国在波兰的民意调查中常常受到欢迎。至于俄罗斯，它仍被视为另一个极端。

北约的持久性是波兰国家存在的绝对核心利益，也是维护中欧安全和过去70年发展的国际秩序条件。波兰对欧盟的发展感兴趣，它是欧盟27国中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这一点不会改变。但如果不是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基本安全成为最重要的考量，波兰从国家角度出发，都可能坚定支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和对欧洲安全的投入。

然而在枪击案导致特朗普极可能再度入主白宫之后，我的心是沉重的，没有期望只有担忧，担忧他会凌驾欧洲人和乌克兰人为我们做决定，担忧他会因为对世界秩序和规则无知，而自以为是。

作者Piotr Karpinski是波兰人

曾在华沙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中文

从事中文翻译工作

原文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