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参加竞选集会时遭到枪击。消息传出，举世哗然。美国虽然枪击频发，但上次总统或前总统遇刺则要追溯到1981年里根时代。这次刺杀事件的细节仍有待调查，却暴露美国民选制度的深层次问题，也给了我们反思的机会。

就人类所试验过的社会制度而言，美国依然具有典范意义。根据最朴素的感知，也可知道美国依然对各国移民有无比的吸引力。再如何鼓吹一个国家的制度优越性，只要看看国民移民的方向，即可知道用脚投票的知识精英与商业精英的判断。美国不仅拥有开放创新的环境，足以吸引世界高端人才与投资，也在保护私产等制度上促进新移民的快速融入，使美国经济一直有源头活水。美国同时也拥有全球顶尖的大学与科研机构，足以为各国最好的学生提供优质且具吸引力的学术资源与交流平台。因此近些年来，美国展现出无比强大的经济活力与创新能力，不仅股市迭创新高，很多像SpaceX、AI、GPU等高新科技领域的重要突破，也都来自美国的企业与科学界。只要美国依然在这些领域提供强有力的吸引力，就注定还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美国的深层问题也同样明显，特朗普遇刺不过是美国政治暴力的又一次升级，也凸显美国内部政治的不稳定与紧张局势，严重威胁民选制度的自由与公正。尤其是两位都充满矛盾与问题的候选人，在初次电视辩论时的糟糕表现，再加上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虚假信息的传播极为泛滥。民众在一个有着无穷未经专业筛选的信息的时代，看到两位候选人的阵营在网络上相互抹黑与低素质地攻击，就足以让人对民选制度感到空前失望。

特朗普遇刺，尤其反映美国政治极化的重大危机。美国两党间的分歧从未如此深如沟壑，双方支持者间的敌意与不信任，也达到全新高度，甚至在大选之后，落选者拒不接受大选结果，进一步撕裂已深的政治伤口。上次大选后，特朗普就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美国政治的极化原因很多，既包括双方党派划线，导致成见与误解的根深蒂固。尤其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意识形态极端的美国政治家开始竞选公职，选民和社会也受他们影响，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政治“素人”特朗普。而且，美国的政治制度、媒体、竞选活动等，也容易造成美国人的情感两极化，对美国民主造成间接的危害；近些年来的社交媒体更是雪上加霜。

这种政治极化是民选制度的毒药，它使美国的党派对立日益加剧。据2014年6月12日皮尤调查中心的报告《美国公众中的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美国两党间的分歧与敌意达到过去几十年的新高。最近一些年，情况未见改善。据柏克莱加州大学2019年3月的一项研究——《美国两极分化的真正代价是什么？》，美国人甚至会将这种严重的政治分歧带入到家庭、工作场所、学校，甚至宗教机构。因此，政治暴力、司法与立法效率下降、公共信任降低等，都是这种极化政治的必然结果。

回过头来，如何方是更佳的民选制度呢？限于篇幅，我只能简单回顾一下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这位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他不仅坚决反对专制，也警惕民选制的弊病。在他看来，民选制度的核心是选贤任能。但一经当选，政治家有义务选择更合理的施政方针，而非为了选票而屈从普罗大众的任性、易变的主张。

在他看来，民主的原始形式是直接民主，但只适用小规模和集中居住的城邦。现代社会地广人稠，只能采用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结合直接民主的优点，允许公民通过选举代表参与政治事务，保障民主的有效运作和公民权利的实现。但他同样认为，这有流于取悦普罗大众之倾向，因此主张贤能政治与民主的结合，实际上是为代议制“精英统治”寻找合法性基础。美国的现状，大体验证了密尔的担忧。如果他有幸生活在今日的新加坡，或许会为自己理论的现实展开而感到欣慰。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