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格局瓦解后，曾处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夹缝之间的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传统的左右翼在解决共同的经济低迷、改革失效等顽疾时，显得乏力，因此，需要新的政治主张来回应选民需求。

英国工党在近日大选中赢得绝对多数席位，党魁斯塔默成为首相。左翼政党在英国的胜选或许意味着，选民渴望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一改英国近年面临的经济颓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6月以来，在欧洲议会选举和大多数欧陆国家的议会选举中，右翼政党频频告捷。英伦海峡两岸“一左一右”的形势，在这一波选举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是否再次印证英国相对于欧陆的特殊性？

“左”“右”本指方位，用来指代政治立场，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的法国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上，持反对君主制立场的代表坐在议长左边，支持共和制、世俗化观点的代表坐在中间，坐在右边的则是支持旧体制的代表。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左翼”更多与平等的理念相联系，在经济立场上主张扩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社会立场更多强调开放包容；“右翼”更多与自由理念相联系，在经济立场上主张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社会立场上更多强调保守和尊重传统。

在6月举行的选举中，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奥地利这几个欧陆国家的政治光谱明显右移，极右翼政党所获选票纷纷大幅上升。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也赢得史上最多的席位。

据法新社报道，欧洲选民对移民和绿色转型的成本感到担忧，并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而不安。极右翼政党抓住这些痛点，在选举中形成优势，成功扩大票仓。

尽管一些欧陆国家的右翼势力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但后续影响仍是有待观察的问题。首先，从制度上来看，议会中的多数席不一定代表执政权力。其次，民粹主义塑造的理念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在政治营销中，选民的偏好被政治家精准掌控。但在选举之后，极右翼政党是否有能力甚至是否有意图完成竞选承诺，同样应当打一个问号。

英国工党的胜选并非偶然。2010年，时任保守党党魁卡梅伦成为英国首相，开启了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时期。但这14年并不顺利，卡梅伦2016年因为脱欧议题被迫辞职，继任者特蕾莎·梅为打破脱欧僵局，也被迫辞职，随后被称为“英国版特朗普”的约翰逊也草草收场。在经过“最短命首相”特拉斯之后，保守党迎来这14年中最后一位首相苏纳克。在任期间，苏纳克举止低调，试图选择通过降低通货膨胀、减税、解决罢工和移民问题来缓解社会矛盾，回应选民需要。然而短短不到两年的任期，似乎没有让他完全发挥，这个烂摊子依然没有解决，终于在7月的大选中败选，苏纳克向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了辞呈。

“左转”的选择只能体现出，英国选民面对这些社会问题，对保守党的一次次失望。在当前选举制度下，其他小党成为执政党的可能性极低，能够让选民选择的空间比较小。面对经济持续低迷，社会上罢工、移民问题频发，英国选民对同一政党厌倦甚至失望后，将拯救英国的希望寄托在左翼工党的身上，期待生活得到改善。

显然，工党接手的是一个烫手山芋。事实上，英国工党上次从保守党手中争取过来政权还是在1997年，因此工党卯足了劲把握这次机会。今年4月，工党影子外交部长大卫·拉米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称英国将推行“进步现实主义”（Progressive Realism）外交政策，主张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段追求进步目标。斯塔默在2020年当选工党党首，人们起初认为他是一位温和的左派，但他上任后的一系列政策，将工党从左翼向中间拉回了一些。这与他竞选党首时的左翼立场形成对比，也被人们称为“斯塔默主义”。但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让工党从某种程度上脱离与前任党首科尔宾有关的“极左”主张，团结工党内部不同派别的人士。这也是此次胜选的关键一步。

英伦海峡为何出现“左右分流”？

英国和欧陆国家在政坛上左右分流的现象，取决于选举制度、不同国家左右翼的差异等多方面因素。

首先，英国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多数国家的选举制度不同。迪韦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认为，简单多数制导向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导向多党制。在实行简单多数制的英国，两大主要政党之外的小型政党，很难获得议会席位，更不可能获得执政地位。

法拉奇是英国右翼民粹主义改革党党首，他历经七次竞选失败后，终于在今年成功当选议员。但像法拉奇这样的小党候选人即使获得席位，也很难让自己的政党成为议会多数党，因而很难真正执政。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等欧陆国家实行的是比例代表制，即使小党在议会中的席位较少，仍有机会参与联合组阁，成为某个部门的官员，影响相应政策的走向。因此，面对普遍存在的问题，英国选民是二选一，而欧陆选民是多选一，显然欧陆选民更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关切，民意更能转化为议席，进而进入政策议程。

其次，尽管极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在整个欧洲普遍存在，但地区之间仍有差异。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背景下，各国极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纷纷寻求跨国合作，一些政党寻求在欧洲议会组建更大党团。欧洲多国政要认为，欧洲将集体“右转”。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即使在这类政党之间，右倾和极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意大利、瑞士、匈牙利等国家，这些政党能够被主流政党接受而一起组阁；但在德国等国家，这些政党被排除在政党联盟以外，难以发挥实际作用。更不要说，随着脱欧之后英国与欧盟各国之间主张的协调性下降，即使极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对移民、欧盟等问题持怀疑态度，英国在自身北爱尔兰和苏格兰“后院起火”的前提下，也很难与欧陆保持一致。

最后，不论欧陆向右还是英国向左，不过是选民对于解决欧洲治理问题的不同选择。两极格局瓦解后，曾处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夹缝之间的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传统的左右翼在解决共同的经济低迷、改革失效等顽疾时，显得乏力，因此，需要新的政治主张来回应选民需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萨拉·霍博特（Sara Hobolt）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人更偏左，或民粹主义倾向较弱，或更热爱移民；他们与欧洲大陆的选民非常相似。”

在主流政党失去选民的信任和支持之际，民众的意见通过选票反映在议席分配上，反建制的政治家就更容易取得信任，在欧陆是极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在英国是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工党。

作者云新亮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研究生

张建伟是中南民族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