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彬、于桂娥:大学生就业内卷是高校扩招惹的祸?

时间:2024-07-09 07:4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刘洪彬、于桂娥:大学生就业内卷是高校扩招惹的祸?

邓曦泽先生认为中国大学生内卷是高校过度扩招引发的社会效应,并认为应控制高校的招生规模在400万至500万左右比较适宜,而当前的规模达到了1100多万(《联合早报》7月1日言论版)。对此观点,笔者部分认同,但不能完全苟同。大学生内卷确实有高校扩招的因素,但不是必然,更深层次的因素在于: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计划性与市场化改革错位

中国高等教育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模仿苏联而形成的,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被赋予计划的属性,是为国民经济产业发展计划服务的,并不是以培养独立的“有自由之思想,有独立之精神”的公民为目标。现在,中国教育部对各高校(包括985高校)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是就业率,以致有著名高校学者感慨——连清华这样的学校都要考虑就业率问题,不得不让人思考中国高校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中国高等教育的计划属性弊端日益显现,与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机制形成错位。

一方面,高校的设置与布局是由国家统一规划的,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发展,以及社会需求的市场化发展相比,具有滞后性;另一方面,高校的专业设置不能实现自主化,须要经过行政审批,专业设置与撤销的计划特征显著,很难踩中市场的脉搏。

结果是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市场化需求常常不匹配。

二、高等教育发展的定位与社会观念的错位

虽然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等级观念仍深入人心,这也使得高等教育改革很是艰难。中国高等教育分为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系列,本是并行且平等的关系,然而职业教育在人们心目中却是“低人一等”的,前两年发生的“三本院校”在读学生家长,抵制与“高职院校”合并重组为新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背后即是顽强的社会等级观念作祟。

对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歧视,不仅体现为普通民众的观念和行为,学校和政府机构也起到助推的作用。重点大学、普通大学、“三本院校”以及“高职院校”,都被社会大众赋予不同的等级和地位,成为另一重身份的象征;政府公务员招录,通常也会设置相应的学校标准。

高等教育赋予学生改变社会阶层地位的机会,即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读书改变命运”的认知。在此等观念下,中国高校扩招不过是为众多家长意图改变孩子未来命运提供选择;如果中国高校不扩招,也会有其他的替代选择,只不过高考是社会广泛能够接受的最为公平的一种方式。

三、高等教育发展与产业结构发展的错位

中国产业结构正处在转型升级进程中,尤其是近几年来的数码经济快速发展,正在加速这一进程。这个过程和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叠加,与此同时,又遇上国际国内的经济压力,使得同届1000多万毕业生的就业难上加难,结果是社会内卷的加剧。

脱不掉的孔乙己长衫更多的是个伪命题,在生存与长衫之间,很显然生存更重要,否则如何理解大学生、研究生送外卖、跑快递呢?大学生已经努力地在就业了,然而脱掉长衫,就解决生存问题吗?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是错位的。

四、高等教育发展与人口结构变化的错位

随着高等教育连年扩招,大学生占人口比率也逐年提高,大幅度提高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这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同时,中国也正处在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城镇化率已达65%,即使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中国的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大量大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尤其是一线二线大城市,如此结果,就是人才的相对过剩,也就出现本科生甚至专科生能做的事情,可能要招硕士以至博士。然而从中国人口的整体结构以及中国产业发展对人才的整体需求看,大学生过剩了吗?更可能的是,中国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使这个问题更突出了。

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甚至出现政府公务员“下海”潮,现在则截然相反,不仅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毕业生,甚至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毕业生,也涌入一二线城市的社区或街道的公务员招聘。也有报道,名校博士毕业后到云南较偏僻的地区应聘公务员。这些现象不是大学过度扩招可以简单解释的。破解如今的社会内卷现象,既要“破”也要“立”,“破”的是计划体制的制度阻碍,“立”的是市场体制的制度建设;唯有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是出路。

作者刘洪彬是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

于桂娥是浙江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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