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先生认为中国大学生内卷是高校过度扩招引发的社会效应，并认为应控制高校的招生规模在400万至500万左右比较适宜，而当前的规模达到了1100多万（《联合早报》7月1日言论版）。对此观点，笔者部分认同，但不能完全苟同。大学生内卷确实有高校扩招的因素，但不是必然，更深层次的因素在于：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计划性与市场化改革错位

中国高等教育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模仿苏联而形成的，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被赋予计划的属性，是为国民经济产业发展计划服务的，并不是以培养独立的“有自由之思想，有独立之精神”的公民为目标。现在，中国教育部对各高校（包括985高校）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是就业率，以致有著名高校学者感慨——连清华这样的学校都要考虑就业率问题，不得不让人思考中国高校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中国高等教育的计划属性弊端日益显现，与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机制形成错位。

一方面，高校的设置与布局是由国家统一规划的，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发展，以及社会需求的市场化发展相比，具有滞后性；另一方面，高校的专业设置不能实现自主化，须要经过行政审批，专业设置与撤销的计划特征显著，很难踩中市场的脉搏。

结果是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市场化需求常常不匹配。

二、高等教育发展的定位与社会观念的错位

虽然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等级观念仍深入人心，这也使得高等教育改革很是艰难。中国高等教育分为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系列，本是并行且平等的关系，然而职业教育在人们心目中却是“低人一等”的，前两年发生的“三本院校”在读学生家长，抵制与“高职院校”合并重组为新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背后即是顽强的社会等级观念作祟。

对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歧视，不仅体现为普通民众的观念和行为，学校和政府机构也起到助推的作用。重点大学、普通大学、“三本院校”以及“高职院校”，都被社会大众赋予不同的等级和地位，成为另一重身份的象征；政府公务员招录，通常也会设置相应的学校标准。

高等教育赋予学生改变社会阶层地位的机会，即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读书改变命运”的认知。在此等观念下，中国高校扩招不过是为众多家长意图改变孩子未来命运提供选择；如果中国高校不扩招，也会有其他的替代选择，只不过高考是社会广泛能够接受的最为公平的一种方式。

三、高等教育发展与产业结构发展的错位

中国产业结构正处在转型升级进程中，尤其是近几年来的数码经济快速发展，正在加速这一进程。这个过程和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叠加，与此同时，又遇上国际国内的经济压力，使得同届1000多万毕业生的就业难上加难，结果是社会内卷的加剧。

脱不掉的孔乙己长衫更多的是个伪命题，在生存与长衫之间，很显然生存更重要，否则如何理解大学生、研究生送外卖、跑快递呢？大学生已经努力地在就业了，然而脱掉长衫，就解决生存问题吗？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是错位的。

四、高等教育发展与人口结构变化的错位

随着高等教育连年扩招，大学生占人口比率也逐年提高，大幅度提高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这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同时，中国也正处在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城镇化率已达65%，即使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中国的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大量大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尤其是一线二线大城市，如此结果，就是人才的相对过剩，也就出现本科生甚至专科生能做的事情，可能要招硕士以至博士。然而从中国人口的整体结构以及中国产业发展对人才的整体需求看，大学生过剩了吗？更可能的是，中国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使这个问题更突出了。

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甚至出现政府公务员“下海”潮，现在则截然相反，不仅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毕业生，甚至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毕业生，也涌入一二线城市的社区或街道的公务员招聘。也有报道，名校博士毕业后到云南较偏僻的地区应聘公务员。这些现象不是大学过度扩招可以简单解释的。破解如今的社会内卷现象，既要“破”也要“立”，“破”的是计划体制的制度阻碍，“立”的是市场体制的制度建设；唯有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是出路。

作者刘洪彬是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

于桂娥是浙江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