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以及世界局势动荡的情况下，英国与欧盟的命运日益休戚相关。英国的前途不在于成为所谓“全球的英国”，而是“欧洲的英国”。只有成为“欧洲的英国”，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英国大选7月5日的结果毫无悬念，在野14年的工党获得压倒性胜利；然而，选民反应颇为冷淡，获胜的工党政府也完全轻松不起来。赢得大选并非由于工党政治纲领和党魁的个人魅力，而是因为保守党政府无力振兴经济，以及政治丑闻不断引起广泛的不满。

新任首相斯塔默提出“改变国家”的口号。面对经济不振、移民问题带来的困扰、乌克兰战争以及特朗普可能再次执政美国等带来的诸多变数，英国的确需要审时度势做出改变。事实上，保守党执政带来的混乱和衰落，给工党的改变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问题是：改变什么？如何改变？动荡的英国究竟向何处去？

大选前，斯塔默在工党政纲中提出六项主张：稳定经济；改善国民保健体系（NHS）服务；加强边境安全；建立新国家能源体系；打击反社会行为；以及增加教师岗位。斯塔默表示将谨慎恪守中间路线。对此，英美舆论认为，在变革的关键时刻，新政府须要做的不是所谓的“足够谨慎”（cautious precisely），而是大胆作为。换言之，斯塔默不应满足于稳定经济，而是重振经济。

重振经济更须改进公共服务

经济振兴的难点是在保存国家福利的同时，如何扭转英国生产力停滞不前。在福利问题上，主要政党之间没有根本性分歧。遭遇2007年至2009年金融风暴冲击后，新自由主义已不再是救世良方。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经济学人》曾在2018年7月12日号发表反思文章，指出福利国家事关资本主义存亡（Capitalism needs a welfare state to survive）。英国工党在经历1990年代布莱尔“新工党运动”之后，已脱胎成为一个中左政党，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实现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倡导的“第三条道路”，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

回归市场原教旨主义显然不是问题的答案。当今，全球产业竞争早已进入寡头垄断，国家和市场不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融合的关系；无论是保护本国市场，还是加强国内企业对外的竞争力，国家的作用都至关重要，尤其是面对来自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性竞争。因此，经济国家（economic state）已然无处不在，重振衰退的经济更须要改进公共服务，扩大政府支出。困难在于：钱从哪里来？增税的负面经济效应和政治风险不言自明。且不说英国个人所得税率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工党已明确排除征收财富税的可能性。但是，不解决财富分配悬殊，要想重振经济、恢复社会元气，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公共政策专家指出，应当通过增加消费税、财富税和资本利得税来改善公共服务，支持生产活动和小企业创业，从而摆脱对劳动者征税的依赖。简言之：向富豪征税。工党政府有权做出这样的选择。但这还不够，还须反思既往解除金融管制对国家财政体系稳定性的削弱，建立更能抵御外部宏观经济冲击的税收体系，从而加强经济稳定性和财政弹性，避免繁荣与萧条循环的周期。

另外，英国工党获胜将对欧洲大陆的极右狂飙起到某种阻遏作用。尽管2016年脱欧给英国造成惨重损失，这次反移民的改革党也在大选中得势，将继续对执政党的对欧政策形成掣肘。事实上，移民问题之严峻，以致发展到民粹思潮裹挟下的脱欧，正是英国长期追求“离岸平衡”的欧洲政策带来的后果。

脱欧造成英国和欧盟两败俱伤

冷战结束后，为防范出现“德国的欧洲”，英国采取了两方面对策：一、甩开西欧联盟（欧洲独立的武装力量），加强英法双边军事合作（1998年12月《圣马洛宣言》）；二、支持欧盟东扩，从2004年第五次东扩起，把“第二欧洲”（欧洲内部欠发达国家）拉入欧盟，以稀释德国在欧盟的投票权。《圣马洛宣言》暗含牵制德国的意图，目的是加强欧洲独立于北约的军事能力，但它有破坏欧洲团结之嫌，遭到欧盟的排斥，也引起美国警觉，逐步走向边缘化。而享受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流动“四大自由”的第二欧洲国家的公民，得以大量涌向发达的英国。短短10年间，原先不足6000万的英国人口膨胀了800万，令英国福利体系不堪重负。

斯塔默政府重振经济，必须考虑重返欧盟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欧盟将迫使英国在移民问题上让步，作为返欧的代价——而这势必引爆英国政坛。迄今，脱欧已造成英国和欧盟两败俱伤：脱欧前，欧盟高度依赖英国的外交经验，代表欧盟进行经济外交谈判的主要就是英国。毫不夸张地说，脱欧既损害了英国，也降低了欧盟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加强英国和欧盟的防务合作，已成为工党政府的既定政策。在当前俄乌战争的背景下，加强与欧盟的团结势在必行；没有英国军事力量的加入，欧盟的常规军事力量很难承受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几乎所有欧盟国家都对特朗普再度出任美国总统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失去北约的保护；指望一个法国为整个欧洲提供核保护伞显然勉为其难，必须有英国参与其中。英国若呼应法国的主张，转入战时经济，就更加离不开欧洲大市场。

英国从未放弃大国雄心。1945年，丘吉尔设计了“三环外交”，按重要性依次为英美特殊关系、对欧关系以及与英联邦的关系。从战后至今，英国在英美特殊关系方面，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且关系不稳定。英联邦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重要性都无法与欧盟相提并论。在当前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以及世界局势动荡的情况下，英国与欧盟的命运日益休戚相关。英国的前途不在于成为所谓“全球的英国”（Global Britain），而是“欧洲的英国”（European Britain）。只有成为“欧洲的英国”，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英国适时重返欧洲，有利于欧洲的安全和稳定；欧洲的稳定则有助于抑制极端政治势力，阻止被外部力量分化瓦解。没有一个稳定的欧洲，英国无法独善其身。

内政是外交的延长，对于处在十字路口的英国来说，不解决好国家外交政策的方向，重振经济有可能就是一句空话。何去何从，人们拭目以待。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