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通常指高收入、高教育水准、高社会福利的国家，但在国际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日本内阁府认为，“发达国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成员国，但这一分类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政治稳定性、社会成熟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亚细安各国正不断走上发达国家所经历的道路，同时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支出急增等新的挑战。这些问题增加了患上“发达国家病”的风险。发达国家病主要出现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社会走向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不断膨胀、产业空洞化导致失业率上升等，经济会出现低增长。

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合组织，来自亚洲的成员国只有日本和韩国。目前，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正争取加入，但这些国家为了达到入会标准，须要彻底修改国内法规，到正式加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在这些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发达国家病”却在急速逼近。

经济学中有“人口红利”的概念。人口红利期的定义说法不一，通常指随着与生产年龄人口（15岁以上65岁以下）的增加同比率的上升，会通过各种途径，推动经济增长的时间段。

随着生产年龄人口比率的增加，通过资本存量（对生产活动有贡献的投资积累）的资金来源，即国内储蓄的增加，潜在增长率也会变高。另外，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少子化，通过减少孩子的养育、教育负担，有助于家庭收支部门储蓄额的增加。如果家庭负担减少的话，政府就会把财政从面向国民生活，转向基础设施建设等。另外，就业人口的扩大直接关系到消费支出的增加。

但亚细安一半成员国的人口红利被认为已经结束。联合国的世界人口预测（2022年版）显示，作为单独地区，亚细安人口红利在2023年已经结束。从各个国家来看，以2010年的新加坡为首，泰国、越南、文莱、马来西亚相继结束。拥有该地区最大人口的印尼，预计在2029年结束人口红利期。例如泰国在2018年生产年龄人口开始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的减少可能对消费和投资双方产生不良影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发表了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指出亚洲的经济增长只是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投入的增大就能说明白，并拉响了没有技术进步或改善生产效率，就不会持续增长的警钟。

克鲁格曼的警钟过去30年，根据亚洲生产力组织（APO）的增长会计分析，到目前为止，对亚细安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积累。但是，亚细安的资本投入，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近来地缘政治风险提高，对地区经济稳定构成威胁，要求更加自立的经济运营。另一方面，在劳动投入上，新加坡和泰国在2018年转向生产年龄人口减少的现象，成为近年经济增长下滑的因素。

亚细安各国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不仅要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势在必行。特别是提高TFP须要通过技术革新、高效的资源分配，以及教育和训练改善劳动力质量来推动。尤其是通过引进数码技术和人工智能来提高生产率，是亚细安国家迈向下一个成长阶段的关键。政府应通过增加教育和技术创新投资，促进引进数码技术和人工智能，来提高生产效率。

在上述APO增长会计分析中，中国的TFP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仅次于资本积累。但在亚细安，TFP的贡献却很有限。如果得不到改善，经济增长自然会失速。

亚细安国家必须及时实施战略性改革，以避免“发达国家病”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果不尽快采取果断行动，这些国家在进入发达国行列之前，就会被这些难题压垮。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是造成老年人贫困的根本原因。如果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就会陷入两难境地，无法对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公共事业和产业政策进行充分的投资。

另外，经济低增长的长期化，会导致国内外投资减少，阻碍新产业和技术的发展，经济本身可能会进一步下沉。

综上所述，亚细安在病情加重之前，向TFP主导型经济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作者是日本国士馆大学政经学部教授、泰日工业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