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四大经济体，对于引领本地区朝着更美好的整体国际关系方向发展，肩负重要责任。中日战略对话的核心是战略认知框架问题，建立契合新世代的中日关系，首要是寻找认知共同点。

日本外交部长上川阳子近日向内阁报告了2024年度的《外交蓝皮书》，这是反映日本对他国认知和相应政策立场最权威的文件。据报道，蓝皮书时隔五年，在对华政策上首次重提建构战略伙伴关系定位。这本应该是一个积极动向，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也在上月提及过。然而，蓝皮书在其他的对华认知和政策定位上，延续之前的表述，将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的最重大战略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坚决反对。

就在两周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演讲，将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和中国作为日本最重大战略挑战相联系；首次召开的美日菲首脑会议，对中国点名批评。在中国看来，日本一方面想要战略互惠关系，另一方面，对中认知又坚持前所未有的最重大战略挑战，渲染中国威胁认知不遗余力，两者南辕北辙。

“三个世界”的战略认知框架

近年来，日本在中国威胁认知上的表态，有时候甚至超过美国，这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构成很大挑战。有分析认为，这是日本政治极度右倾化的结果，有的认为是美国鼓励日本对抗中国的副产品。国际关系中的认知，常被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认知，例如中日关系的认知，就是两国之间的相互认知。笔者承认相互认知构成战略认知的一部分，但更为根本的核心，是对于整体国际关系的结构和未来走向的基本认知框架。

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开始认为，冷战后美国独大的国际秩序已经发生变化，奥巴马总统的“美国不再是世界警察”发言，常被引用作为美国相对衰落和国际领导力不足的论据。

岸田执政后，上述认知进一步强化。2021年，拜登政府仓皇从阿富汗撤退；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美国虽发动对俄严厉经济制裁，但没有赢得全球普遍支持；2023年，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竞争对手，意味着美国面临在欧洲、中东和亚洲同时“三面作战”的巨大战略压力。

俄乌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思想发生较大变化，在去年逐渐形成世界上存在着三个集团的战略认知：以美日欧为基础的民主国家集团，以中俄为代表的威权主义国家集团，以及广大的新兴国家集团。日本对国际关系走向和趋势的基本判断是，地缘政治大国竞争是新时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中美对抗将会长期存在，民主对威权的阵营分裂将是主线。

“三环外交”与“战略机遇期”思维

2023年日本《外交蓝皮书》认为，国际社会进入历史性转型期。从上述战略认知框架看，日本认为，国际秩序变动期为自己提供了战略机遇期。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以及中美对抗的长期性，为日本在本地区发挥领导力提供了机遇，借此改变战后以来对美战略处于从属地位的现实，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占领战略高地。为此，日本须要相应进行“三环外交”。

第一环是强化日美同盟，通过自身防卫能力建设和相关法制放宽，实现对等同盟；第二环是构建日美同盟和伙伴国家的关系网络，岸田连续两年参加北约首脑会议，强调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日韩、美日菲等三边机制，这样可能让原来东亚海上的美国单中心的中心—轮辐框架，变成美日双中心；第三环是加强与全球南方区域板块的关系。2023年，岸田在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前密集访问埃及、加纳、肯尼亚和莫桑比克四个非洲国家，年底则召开日本—亚细安特别峰会。据报道，今年还会召开日本—中亚峰会，主要目的是将广大全球南方拉到西方一边。

上述三环外交，要体现出日本在国际议程设定力和话语权塑造力上的存在感和影响力，“聚焦中国风险”成为有效的游说工具。在弥补美国领导力不足的名义下，日本担负起地区安全重任。

安倍曾提出“三个有事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岸田则多次提出，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这本质上都是日本在战略方向上，要朝着对等和正常化的日美同盟发展。强化日本威慑力，增加防卫经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并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都可以用对应中国挑战的需要来正当化。日本认为，作为七国集团唯一的亚洲国家，必须在中国认知上引领欧美，让他们不会因乌克兰和中东问题而失去对亚洲安全的关心，去年的广岛峰会还特别设定如何应对中国的议程。日本在全球南方外交中，强调以法治为基础价值观，也和日本批评中国单方面以力量改变现状、挑战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的话语体系相联系，旨在获得更多新兴国家共鸣。

中日须要有效战略对话

从战略认知框架角度来分析，日本近年对华负面认知的升级，不单纯是厌华情绪或政治右倾化的结果，这是日本战略认知框架决定的，因此也不是单纯搞好中日友好外交就能解决的问题。既然日本在认知塑造和外交日程设定上，对华消极是战略决定，就产生一个问题：中日对话是否还有必要？笔者认为，中日关系要坚持对话，而且须要高层次的战略对话。

2023年11月，中日两国元首时隔一年在美国旧金山会晤，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

如何才能让中日关系战略互惠关系的元首共识和承诺，真正落实到行动上，经济上的利益交汇点已经不够，积极寻找战略认知交汇点不可或缺。前面所述的日本三个世界的战略认知框架，以及认为国际关系发展主线和趋势的三个主要支柱（即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中美对抗将会长期存在，以及民主对威权的阵营分裂），都存在很大的知识上和实践上的漏洞，经不起辩论。

尽管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但高级别往来一直持续，美国重要阁僚去年以来相继访华，今年财长耶伦再次访华，国务卿布林肯也访华。中美战略性沟通，大陆政府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美国共同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在维也纳、泰国等地继续会晤。

与此同时，中欧之间尽管也有分歧和杂音，但今年以来互动相当频繁，据报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将访问法国。相比之下，没有日本重要阁僚访问过中国。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日俄关系基本断绝，如果再和另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邻国的关系恶化，意味着日本外交将会相当被动。中美长期对抗是不是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并不是注定的，将战略认知固定在大国对抗上，会自我失去战略机会。即使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即权力转移过程常会引发大国战争的论述）的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也说中美对抗并非必然。

阵营分裂不是国际关系发展趋势

作为本地区全球南方代表的亚细安国家，印度尼西亚当选总统普拉博沃，将中国作为首次出访的首站国，越南、新加坡、泰国高层也陆续访华。王毅则在广西见了老挝和越南外长等，中国和亚细安连续四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今年初，中国和新、马、泰互免签证。

阵营分裂不是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绝大多数国家不会对新冷战感兴趣，冷战时代大国争夺第三世界的情况不会重演。如果将阵营分裂作为战略认知框架，将会让宝贵的外交资源投入无效。

未来国际关系最根本的特征，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和国际政治意识的大觉醒，只要占人类大多数的国家不愿意参与大国对抗，新冷战就不可能成立。中日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四大经济体，对于引领本地区朝着更美好的整体国际关系方向发展，肩负重要责任。

中日战略对话的核心是战略认知框架问题，建立契合新世代的中日关系，首要是寻找认知共同点。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