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似乎有望摆脱战争幽灵，但战争依然是一个复杂且持续存在的现象。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等事件表明，战争仍然是重塑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关键力量。在地缘政治变迁中，战争有时被视为一种调整国际关系均势的方式，也体现意识形态和体制间的对抗，给全球化带来挑战。

战争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但这不意味着战争是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事实上，随着社会进步，人类一直在努力寻找避免战争的方法。过去被认为是“符合人性”的实践，如奴隶制和人祭，在现代文明社会已被普遍摒弃。因此，虽然消除战争是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但并非不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为了正义和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可能是必要的。然而，这不是说战争是理想的或唯一的解决方案。不断发展的国际合作和外交关系，提供了更多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这些努力是建立和平世界的关键。

美国政治学者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在其重要著作《人、国家和战争》（Man, the State and War）一书中指出，战争源于人类的本性和行为，包括战争在内的冲突会不可避免地重复出现。作为国家行为的制度化形式，战争并非反常现象，而是不断发生的现象。战争也不是源于潜意识或情感力量，而是由“理性分析的过剩”引起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国家领导人的个性、背景和决策行为中独特的因素，决定了他们在特定条件下，是选择战争还是和平。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雅典人力量的增长和斯巴达人由此产生的恐惧”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国家或群体间关系变得紧张，出现暴力冲突，局势一旦失控就升级成战争。统治者之所以有发动战争的想法，是因为看到有机会赢得这场战争，并具备发动和控制社会政治力量的能力。

美国政治学者涅堡（Harold Leonard Nieburg）认为，暴力是政治行为的自然形式；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中，以暴力造成的痛苦威胁对手，永远是进行政治讨价还价最有效的手段。在国际体系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国家政策的工具，是以另一种手段进行的政治。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圣战比正义战争更为神圣，是神圣的职责，是灵魂超度的加持。在现代社会，一些极端组织可能通过宗教教义对民众洗脑，灌输极端思想，通过宣扬暴力和战争的方式来寻求民众支持。这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对“超脱”或“救赎”的承诺。

全球自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到冷战结束后，世贸组织建立的全球化体系已经成熟。在这个变革的背景下，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的结束不仅象征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也预示着人类政治历史发展的终点。

他主张，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终的统治形式”。然而，随着俄乌战争的深化和以哈冲突的持续，以及美式民主体系面对的挑战，福山的理论受到严重质疑。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的脆弱性，而且暴露了国际体系在应对新兴挑战时的不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建立一个超越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全球化“世界文明体系”，显得尤为迫切，核心任务不仅是防止战争，更在于有效控制和限制战争，引导历史走向更和平稳定的方向。

作者是中国成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