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一步在制度上“脱亚入欧”，在政治文明上向西方民主国家全面靠拢，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欧盟支持，一个民主的中国更易为欧盟所信赖和倚重，争取在事关中国现代化前途的发展问题上，尤其是对中国谋求更多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理解和支持，是完全可能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体系遭遇欧洲列强主导的现代国家体系，在“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面前，儒家文明与现代性之不兼容暴露无遗。正如美国汉学家芮玛丽指出，儒家文化天然只适应农业文明。梁漱溟先生同样指出，如果没有来自西方的冲击，中国靠自身一千年也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相对于同样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日本，“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最终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如日本那样坚定实施“脱亚入欧”——从器物到制度实行西化的深刻变革。事实证明，非西方世界现代化之成功，无论是独立、半独立、抑或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无一不是靠引进或依托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很难设想，作为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典范的新加坡和香港，如果没有英国的法治作为制度土壤，工业化成功的可能性究竟能有几何？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追求现代性，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现代政党。国民政府主政时期的“国家构建”，完全就是以现代国家（modern state）为取向的西化运动。大陆政府以俄为师，但苏俄所信奉的主义和创建的制度，毫无疑问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洋务运动的现代版。中国的精英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只有采行现代市场经济，这本身就是西化，因为这与中国的传统没有关联。

中国改革开放迄今已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这种粗放式工业化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依托非民主体制获得长足发展。但这种低人权、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资源投入、依赖西方技术和市场的出口导向型的低水平工业化，本质是依附发展，而非自主发展，必然造成刚性的需求不足，并导致国内资源过早枯竭；而低价抢占国际市场，势必令中国树敌于全世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争夺，则又导致大国竞争的加剧，加速新冷战的到来。

这种根植于“半边缘发展”而非自主发展的依附式现代化是没有出路的。

冀望通过更大程度的经济“国际化”来实现产业升级，近乎于缘木求鱼。原因有二：一、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规则设计，从根本上讲，就是否定进口替代，阻碍后发国家赶超。二、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从国家利益出发，决不允许中国成为第二个德国或日本。故而，中国因循既有路径寻求和平崛起有其限度，必将遭遇发展（狭义指赶超）的瓶颈，甚至增长的极限。

当今时代不同于二战结束前的帝国主义时代，民主化已然成为世界潮流，没有任何其他“道路选择”可与之抗衡。二战结束前，人类社会尚有自由民主、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三大潮流并立；而如今，如果长期拒绝民主转型，则不可能见容于国际社会，尤其像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与冷战时期韩国与台湾先工业化、后民主化的现代化进程（得到美国容忍）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也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民主转型优先于经济现代化。

在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民主化与现代化完全可以兼容。这不单单是因为所谓的“经济决定论”早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即经济现代化并不必然导致政治民主化，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摆脱依附，走向自主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市场，依靠内需而非外需作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民主化就是要破除“低人权”的权贵资本主义根基，通过增加社会主义因素，保障人民的基本福利，共享经济成长的实惠，以建立稳定的内需基础——这恰恰有赖于一个“强国家”（strong state）来推动“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制度建设，通过一定时期的开明专制，促进上层建筑的“自我革命”，来推动中国社会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实现民主转型。

目前，全世界85个民主国家占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0%，西方国家拥有最大的消费市场、控制着最关键的资源、掌控着全球金融体系，在高技术领域占据着绝对优势。中国迄今没有发展出迥异于西方的更优越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创新体系更是乏善可陈。一旦被西方脱钩，现代化的进程极有可能被打断。维持“非民主”体制的战略代价也同样巨大，它不但给“中国威胁论”提供了越来越充分的口实，更导致以阻止中国崛起为目标的美国对华新冷战难以避免。因此，拒绝制度西化，等于断送中国的现代化前途，在经济和战略上自寻绝路。

有鉴于此，中国进一步在制度上“脱亚入欧”，在政治文明上向西方民主国家全面靠拢，推动以法治为导向的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制度建构，最终加入民主国家行列，既符合世界潮流，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的终极目的是成为一个经济发达、人民富足、国力强大的现代民主国家，中国的前途不在于“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而是使自己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成员。一句话，中国应当也必须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中国只有加入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才能在西方内部的几大力量之间纵横捭阖，为实现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英国战略家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把国家分为三类：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当今主要大国中，中美俄均属“现代国家”，欧盟则已进入“后现代”。现代国家以现实主义方式（硬实力）谋求国家利益，后现代国家则主要诉诸软实力。欧美日在总体发展水平上不分伯仲，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技术来源地，日本企业较之欧美企业，则有更大的创新优势。

醉心于权力政治的美利坚帝国不会乐见一个民主化的强大中国，这与意识形态无关。面对现实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美国，中国宜避其锋芒，在对之保持最低程度威慑的同时，尽力维持正常国家关系。在此前提下，倾全力致力于民生建设、法治进步和国家富强。

在外交上，中国应以国际法为准绳，做国际社会的模范生，全力争取欧盟合作，以共同促进世界的多极化。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欧盟支持，一个民主的中国更易为欧盟所信赖和倚重，争取欧盟在事关中国现代化前途的发展问题上，尤其是对中国为维护自身“发展利益”而谋求更多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理解和支持，是完全可能的。

周边外交是中国地缘战略大棋局的核心，中日关系则是核心中的核心。中日相争，两败俱伤，且最终谁也压不倒谁。与其如此，莫若仿效法德，与日本实现战略和解，彻底终结历史恩怨，在此基础上推动两国经济高度融合。凭借中国大市场和日本的先进技术，中日联手领导创建东亚共同市场（East Asia Common Market），以构建与欧盟、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并立的第三大经济共同体。以中日联合之经济力量，足以对整个东亚、尤其是东南亚产生不可阻挡的强大吸引力。东南亚与拉美是世界上资源最富足的地区，整合东亚可以大大减低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奠定扎实的基础。

简言之，中国立足于东亚共同市场，交好欧洲，与美国在整体实力上达成战略均势，以实现天下三分。此诚可期！

邓小平回避制度变革的不完整的“脱亚入欧”，是造成中国今日经济和战略困境的总根源，故一定程度的纠偏势在必行。然试图通过“再毛化”来推动“非邓化”，以克服邓路线之弊端，实乃不合时宜。另辟蹊径，走向共和，拥抱自由民主，是为正道。中国之国运也尽在此运筹中。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国际关系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