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治战国史的复旦大学已故教授杨宽，曾对战国做了这样一个说明：“从春秋后期开始，晋、齐等国的卿大夫为了谋求在相互兼并中取得胜利，纷纷讲究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这是个带动历史发展进步的改革潮流。春秋末年晋国六卿分别进行田亩制度的改革，其中赵、魏、韩三家取得成效较大，于是在兼并过程中造成‘三家分晋’的局面。到战国初期三晋顺着这个潮流，进一步谋求改革，同时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个讲求改革的‘法家’学派。魏文侯重用法家李悝变法，首先取得成效，使魏最先富强。”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更是认为：“魏用李克（即李悝），尽地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这句话的意思是，是李悝的变法才拉开了战国时代的序幕。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进入了战国，李悝才开始变法，而是因为李悝的变法，才将中国从春秋推到了战国。

通过改革，魏国的霸权确立，由此也将春秋时期的霸主楚国，彻底逐出中原这一国际政治舞台。这一沉重的打击，促使楚国当时的统治者楚悼王，不得不谋求富国强兵之术。楚悼王正欲改革之时，劲敌魏国帮他送来了一个人——吴起。由于魏国相国公叔痤忌惮于吴起之才，出于保全相位的需要，将吴起排挤出魏国。楚国经过吴起变法，国力也大增。

再来看秦国。当时整个秦国的形势就如秦孝公自己在求贤诏里所说的，“国家内忧，未遑外事”。商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商鞅变法由此而展开。后面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国统一全中国的基础。

就此我们可得出第一个结论，那就是：纵观整个战国史，不难发现的是，但凡只要肯改革，这个国家就必然会强盛。问题又来了。各国都以各种形式开展变法运动，为何笑到最后的只有秦国？秦国的变法又对当下的中国具有哪些现实意义和启示？个人的看法是，它得益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持续的改革。在很多人的认识里，秦国的变法始于商鞅。但事实是早于公元前408年，它就开始启动改革了，标志是正式实施“初租禾”制度。随后，秦献公继位，直至执政末期对外扩张，在这近20年间，他实行的是类似美国当年的“光荣孤立”战略，几乎从不参与其他国家间的纷争，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励精图治、埋头改革。献公去世后，其子嬴渠梁继位，就是秦孝公，孝公秉承其父的雄心和处事方法。从“初租禾”制度的颁布实施，到商鞅于公元前338年去世，秦国的改革持续了整整70年之久。反观魏国，改革历时40年，而楚国和赵国，则只有区区10年而已。

二、全方位的改革。于秦国而言，这70年是一个由被动改革，转向主动改革的70年；是一个不仅持续且不断深化改革的70年。在这70年里，秦国的改革可谓涉及方方面面，从最初的税制改革，到之后的户籍及军制改革，再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法治体制改革，乃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改造，用李斯在《谏逐客令》里的话说就是：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可以说，于秦国而言，这70年所进行的是一场翻箱倒柜、不留死角的全方位改革。也正是得益于这70年全面而彻底的改革，持续深化的改革，秦国才得以“民以殷富，国以富强”。反观赵国，改革只是局限于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这一军事改革，并不涉及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改革不预设立场。今天很多人都在为主义而主义、为国家而国家、为民族而民族，在我看来，这是种典型的本末倒置，是一种典型的将目的让位于工具的表现。就这点而言，秦献公父子显然更为可取。父子二人有一个共性——异常务实，都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只要于国有利，都能虚怀接受，不仅是他国的器物和人才，也包括竞争对手的政治、经济制度，乃至理念。于秦而言，商鞅无疑是外国人，但却大胆启用。商鞅在秦国所推行的所有改革，基本上就是通过后发优势，将魏国、楚国等当时先进国家的改革经验拿过来。

正是得益于改革不预设立场，通过后发优势、通过拿来主义而集大成，秦国将当时其他先进国家的先进理念、政策，发挥到了极致。

反观预设立场者的命运如何呢？明末时，利玛窦等传教士已在明朝廷中受到重视，清初继续启用汤若望等在钦天监制订历法。顺治元年，朝廷对汤若望等以西法预测日食进行实地观察，证明准确无误。因而顺治二年决定启用“时宪历”。这一决定引起朝廷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其中反对最甚的当属大学士杨光先，他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结果呢？正是这些守旧势力的预设立场，使得中国与现代文明失之交臂。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