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每个了解新加坡建国史的人都知道，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突然被马来西亚联邦政府驱出，被迫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彼时，李光耀情不自禁、潸然泪下。他深知，没有实现“淡水自由”的新加坡，将面临“被掐脖子”的困境。

之所以如此担忧，是因为李光耀目睹了新加坡“被放弃”的一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英军驻守新加坡。但当日军威胁要切断从马来西亚输往新加坡的水供时，数万英军不战自溃。英军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投降，走进日军战俘营。日军狡诈，知道控制供水管道，即遏制住新加坡的“咽喉”；英军束手，认为没有了淡水，抵抗就变得毫无意义。

故而李光耀深知，没有水供的保障，新加坡要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生存，非常艰难。新马曾于1961年和1962年签署了两份长期水供协定，但这两份协议分别于2011年和2061年到期，且水供保障的前提是马来西亚遵守协议、信守承诺。否则，以当时的基础条件与技术水平，新加坡根本无法独立生存。

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总是让人惴惴不安、缺乏安全感。也正因此，李光耀从就任总理的第一天起，就决心要让岛国实现水资源的自给自足。他虽是律师出身，没有理工背景，但却有超强的科技想象力。他相信，科技的潜力是无限的，总有一天，在某个地方会出现一种新的技术，让新加坡的水资源循环与可持续利用成为现实。

1987年，李光耀更是大胆预言，未来20年内，抗污染与过滤的技术会取得突破。人们可以依赖技术，把身边的水变成生产、生活、生态所需要的水。由此，新加坡就可以实现淡水资源的自给自足，不再仰仗马来西亚的鼻息生存。

膜技术正是李光耀所言的“抗污染与过滤技术”。因缘际会，我在31年前从中国厦门南下新加坡，从事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如何解决新加坡的水源问题，成为我的研究课题和发展方向。

起初，我们把目光放在四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水，期待应用膜技术实现海水淡化。

理论上，依靠不经过“相变”（Phase Transition）的膜技术进行海水淡化，能耗较低。然而，我在科研实践中却发现，事情没有想象这般简单，海水淡化后会分成淡水与浓缩海水两个部分：淡水的回收率不高，如果要提高淡水回收率，能耗将面临挑战；浓盐水的处理也非常麻烦，直接排入海里会破坏海洋生态环境，但要实现综合利用，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因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膜法海水淡化困难重重。

正当我为此苦无良策的时候，有一天深夜去洗手间，马桶“哗啦”一声响过，突然脑洞大开：“是否可以把膜过滤的原水由海水改为生活污水？”

海水淡化是一个泵压与渗透压对抗的过程，泵压必须高过渗透压才能获得淡水。随着海水淡化过程的进行，海水浓缩侧的渗透压会越来越高。此刻，若要继续获得淡水，就必须不断增加所需的泵压。这就意味着能耗会越来越大。因此，用膜技术进行海水淡化，不仅提取淡水的比例有限，还会留下大量难以处理的浓缩海水。

如果改用冲马桶的生活污水作原水，虽然貌似很脏，但固液很容易分离，溶解性有机物的渗透压也远比海水盐分来得低。如此一来，能耗就会大幅降低，净水的回收率则可以大幅提高。所以，把采用膜法过滤的原水从海水改为生活污水，困扰海水淡化的能耗与水回收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可谓一石二鸟、一举两得。

一个上厕所冲马桶时的灵光乍现，成就了新加坡的污水回收与再生利用技术，更契合了李光耀依靠“抗污染与过滤技术的突破”、实现新加坡水供自给自足的愿景。

后来，我曾经就职的公司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于勿洛建设新加坡第一座基于膜技术应用的污水回收与再利用工厂。新加坡政府则把膜法过滤后可以饮用的水，命名为新生水。

李光耀引以为傲的新生水由此而生。新加坡资深媒体人周兆呈曾在《联合早报》撰文披露，李光耀说：“我长期背负着水源的压力，从第一天开始直到新生水面世为止。我一直专注于保障我们的水供，直到有了新生水。”

2002年8月1日，时任总理吴作栋在总统府打完网球后喝瓶装新生水的照片公布，证明新生水安全可靠，达到可以饮用的标准。

2002年8月9日，新加坡国庆庆典现场，6万多人起立，扭开瓶盖一起畅饮新生水，宣示新加坡有了替代马来西亚水供的新水源。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9年11月13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于2018年7月11日，先后访问新加坡的新生水厂，则说明新生水已经成为新加坡的国家品牌。

新生水的成功，是李光耀的非凡愿景、新加坡人的忧患意识、新加坡政府的优秀政策三位一体完美结合的产物。李光耀曾经予我亲切的接见与热情的鼓励。此情此景，我至今铭记在心，并感到无尚的荣光与万分自豪。

故而，在李光耀先生百岁冥诞之际，以此文让公众了解李光耀与新生水的故事。窥一斑而见全豹，可见伟人的高瞻远瞩与深刻洞见。

作者是新加坡中国科技交流促进会会长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卓越访问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