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5月份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的调解无果而归一样，6月份，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为首的非洲“和平代表团”，在先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也没带回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尽管这种“没有结果的结果”并未出乎人们的预料，但对调解俄乌战争前景的乐观态度，起码是减少了几分。尤其是拉马福萨在基辅公布“和平代表团”关于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10个和平想法”时，泽连斯基当着一众非洲国家领导人的面提出：“俄不撤军则不会谈判”，拒绝了他们的调停。普京更是在与七位非洲国家领导人会谈时，打断科摩罗、塞内加尔和南非领导人的发言，明确地说：俄罗斯愿意“进行建设性对话”，但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考虑“新的现实”。一方的“不撤军则不会谈判”，与另一方的考虑“新的现实”才能谈，俄乌双方各唱各调、南辕北辙的态度，很难令人相信近期的调停会有什么结果。

“没有结果的结果”是不是就真无“结果”呢？其实也未必，这取决于观察、审视“结果”的视角。

一方面，对期待战争迅速结束、俄乌言归于好的人说来，自然是“没有结果”。从俄乌双方目前迥然不同的立场上看，调停、和谈的空间有限。不过，话说回来，期待某个或几个热心肠的“和事佬”国家一出手，战争双方就回到和谈桌上止戈息战的乐天派，大概率是不会有的。

另一方面，把俄乌双方的矛盾乃至引发战端的来龙去脉捋一捋，或者将古往今来因国家间矛盾最后导致冲突的历史篇章翻一翻，就不难看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融雪的努力，也不会毕其功于一役。谈强于不谈，有人调停、有人促和，总比不断拱火双方好。像中国“特别代表”和非洲“和平代表团”的调停之行一样，固然一时“没有结果”，但“没有结果的结果”不就是某种“结果”吗？首先，不拒绝和谈本身是结果之一，表明了息战的可能与对和平的期待。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都表示对劝谈促和的欢迎，这至少为后续怎么“谈”和实现什么样的“和”留下了腾挪空间。

其次，为进一步的调停、和谈奠定基础，弄清俄乌双方的立场与底线。将来的工作就是在“不撤军则不会谈判”与考虑“新的现实”之间，争取最大公约数。

第三个结果，就是显示了调停、促和在化解国际矛盾与冲突中的功效与影响力。尽管从根本上说，俄乌双方最后能够形成共识的公约数，与双方的对决韧性、国际社会的干预程度，以及双方国内情势的发展，息息相关，但俄乌双方、联合国、北约成员国和世界各国，都没有对调停、和谈持公然反对的态度，以及俄乌战争最终总要弄出一个最大公约数结局，既显示了横竖想刺激俄乌战争愈演愈烈，甚至逼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几乎没有，也决定了调停、促和在这个世界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后者推动中国和非洲七个国家这样做了，在其后的日子里，出现一些新的“特别代表”与“和平代表团”的可能，估计也是大概率的事。

所以，没有结果的结果也是结果，只不过是某种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前的前期结果——“最后的结果”赖以产生所不可缺少的结果，这是历史给予今人的结论。

朝鲜战争中历时747天的和谈，从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战争打了三年，和谈谈了两年。期间大会58次、小会733次，多数会谈“没有结果”，甚至还因为看不到“结果”，最短的一次会谈，居然是各方代表刚坐到谈判桌前即宣布散会，全程仅25秒。但正是这“25秒”之类的“没有结果”，最后换来板门店停战协议的最后“结果”。

类似的情形在国家间的关系中太多了。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揽子裁军谈判，如果不以1983年开始后又破裂的几次算起的话，仅从1985年双方围绕太空武器、战略核武器和中程核武器的谈判起，到1991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同美国总统老布什正式签署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六年多的大部分谈判，同样是“没有结果”的“结果”。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前，双方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历时近15年，大多数的会谈是各说各话、不欢而散。但正是这样一些“没有结果”的“结果”，延续了和解的信念，维系了和谈的格局，导致后来苏美、中美关系的缓和，并为世界传扬出和平的福音。

可见，调停的暂时无果，并没有什么引发人们沮丧的道理。作为过程，“没有结果”的“结果”往往蕴含着真正的结果，它所累积的，是国家间关系和处理国际矛盾所必须的耐心、韧性和对调停、谈和的信念，是时间推移带给各方对“结果”期盼的改变，这无疑是“没有结果”的真正“结果”。

这样的“结果”，于今天的世界是太需要了——如果对和平真正抱有期待的话。

作者是山西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