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扬州时事评论员陈留俊在5月4日的《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二老争锋　美国不“美”》，提出二老争锋的美国总统选举，给美国的“美”投下许多阴影。果真如此？即便美国大选再次出现特朗普与拜登之争，美国之“美”也不会因此投下阴影，但内心有问题者会看到许多阴影——这不过反映其内心已存在阴影，尤其年龄歧视的阴影。

当前的中国是价值观普遍扭曲的国家，这样的文章并不奇怪。在这一年龄歧视公开化的国家，诸多单位招聘时规定了年龄限制，就连“双一流”高校都如此——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学科研岗位招聘启事明确规定“博士学位获得者，年龄一般不超过40岁，学术成果特别突出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中国高校相关领导并不认为公开搞年龄歧视不合适。

儒家价值观并非年龄歧视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也非年龄歧视的价值观——无论孔子、孟子，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年龄歧视者。但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号称继承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中国，年龄歧视却大行其道，从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到信息技术公司都如此。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究竟如何？

清代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记载：“道光丙戌春闱，广东一百三岁老人陆云从应会试，恩赐国子监司业衔。”当时是否有朝臣对他被恩赐国子监司业衔提出异议？答案是否定的，朝臣“多以诗笔纪述盛事”。据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载：那时的陆云从“貌如六十许人，耳聪目明，步履甚疾”。他并非孤例。乾隆六十年（1795年）会试中，各省70岁以上应试者多达120余人。清代科举考试并不存在年龄歧视现象——不像当代中国公务员考试那样。

清代有的重臣高龄仍在位，比如85岁去世的刘墉、84岁去世的王顼龄。王顼龄80余岁时，屡上疏“乞休”，但雍正帝并不认为他继续在位会导致清朝不“美”，而是因其“谙习典章”等予以慰留。老年官员有其超过年轻官员的优势。

关于高龄实权的政治人物，陈留俊仅强调在古代君主专制政体或当代威权体制中出现，其实民主国家也有。英国重要历史人物丘吉尔，在1951年再次出任首相时已接近77岁；马来西亚的马哈迪在2018年就任首相时已92岁。彼时的英国、马来西亚，未必像陈留俊所说的，“大多数年轻人要么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要么是在政坛没有出头之日”。如果2024年美国大选出现两位老者之争，也不应得出这一论断。

美国史上选出过正当壮年的总统，比如肯尼迪与克林顿，也选出过年龄偏大的总统，比如里根与拜登。假如美国以后数十年连续选出老年总统，或可说该国政治在某些方面“老化”，但不能仅因两三届大选出现老年政治家竞逐，就断言政治“老化”。倘若数年后美国选民又选出四五十岁的总统，并不会出人意料——且不能由此断言政治时而“老化”，时而又不“老化”。

在较成熟的民主社会，在大体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下，有理由对选民抱持一定信心。只要候选人没有隐瞒年龄、健康等问题，选民自会评估年龄对候选人的影响。如果多数选民愿意投票给高龄候选人，那就应该尊重他们的意志，相信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

对老年政治人物怀有负面看法的理由是什么？在须要决断与意志力的场合，是否所有老人都不能与年轻政治人物相提并论？请勿一概而论。有年轻睿智，难道没有年老睿智？尤其拜登作为现任总统，其政治活动受公众监督，年龄是否影响其处理政务、是否影响决断与意志力，可受公评。作者如能举出拜登决断与意志力受影响的事例，说服力或会大些，但他应慎以乌克兰战争为例——拜登援乌策略并非像作者所以为的仅基于价值观，其实也合乎美国现实利益。

作者也提到世界政坛“青春风暴”的中坚人物比如意大利的梅洛尼、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塞尔维亚的武契奇等。他能否提供证据，证明拜登在“先进理念和思想”方面不如梅洛尼、泽连斯基、武契奇等？

（作者是历史学博士，旅加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