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回想三年前冠病疫情在全球暴发后所出现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大难来时，盟邦战友各自逃命，甚至互相推挤踩踏，虚情假意一时间暴露无遗。

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自鸣得意，以为那只是中国的事。但2020年初一切顿时改观，美国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国内医护物资极度短缺，再也顾不得超强的面子，动用赤裸裸的强权，在盟友的机场和仓库拦截（包括德国和加拿大）大批口罩。这些盟友当然怒不可遏，直指这是当代海盗行为。

除了半路拦截，特朗普也宣布，根据《国防生产法》限制国内急需的口罩等医疗物资出口，要求全球N95口罩主要生产商美国3M公司不要将产品出口到加拿大及拉美地区。加拿大只得转而求助于急速提高口罩等医护品产能的中国。这说明，地球村里的各国，“山川异域，日月同天”，面对大流行病的共同威胁，无人能独善其身，反之，必须互相照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但人是善忘的，也很容易就被政客所忽悠，忘恩负义。忽然间，我们充耳所闻的是经济脱钩、断链和逆全球化和“去风险化”。这是怎么回事？疫情明明证明世界各国是命运共同体，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必须和中国经济脱钩或是“去风险化”？

世界各国从冠病疫情所总结出来的最大经验教训，似乎就是：不能过于依赖单一市场和供应链。这本来是没错的。可惜的是，因为加入了政治因素而变质。变质体现在所谓的“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这是美国财长耶伦去年初所提出的概念，主要用意是不让别的国家利用其市场、原料、技术或产品作为阻断美国经济，并行使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手段。因此，美国必须和它认为可靠的国家加深经济统合。这是露骨的零和思维。

一方面是和视为不可靠的国家或竞争对手脱钩断链，一方面则是所谓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加深经贸和供应链联系，一切以围堵和遏制中国为目的，并非原来的只想多元化。真正的多元化，其实应该是所有国家建立起更加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绝不是划分楚河汉界。

美国要求其盟国也这么做，试图在经贸上孤立和削弱竞争对手，其实就是新型的保护主义。但脱钩根本是不现实的，因为美欧各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实在太密切了。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和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生意往来数额之大都超乎我们的想象，它们没有比和中国做生意更大的财路。因此，口头上讲脱钩，实际上都不可能自断财路。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Ngozi Okonjo-Iweala）最近在一篇专文中指出，所谓去全球化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去年全球商品贸易总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2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额达到空前的6910亿美元（约9720亿新元），比2019年高出24%。这意味着国际供应链并未出现大量回岸（reshoring）。公司企业在哪里落户生产，仍然以成本和素质为首要考量。当然，政策会改变现况，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

中澳贸易方面，2021年，据中方统计，双边贸易额约为2312亿美元，2022年则为2200亿美元，略微下滑，但今年呈现回暖势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约588亿美元，同比增长10.9%。

中欧方面，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2年中国与欧盟贸易额达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2.4%。近日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说，双边贸易每天约为27亿美元。他在接受本地媒体访问时，也谈到所谓脱钩和去风险化的问题。他说，脱钩就是说我们在经济上不与中国有所往来，但“每天，我们和中国的贸易约达27亿美元，是每天！所以要脱钩吗？想都别想。如果我们这么做，将制造一个全球危机”。

不过，博雷利大力为“去风险化”辩护。他说这不同于脱钩，而是要避免过度依赖。“当冠病来袭时，我们才发现欧洲本身竟然完全没有生产扑热息痛（paracetamol，我们比较熟悉的品牌是班纳杜），全都是印度和中国生产的。面对大流行病，这是个问题。我们必须减少过度依赖性。”但他也强调，脱钩和去风险化的界限到底该怎么划分，至今还是模糊不清，必须谨慎和务实行事。

因为意识到脱钩办不到，所以改口用去风险化，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就是拉帮结派搞对抗。因此，除了“友岸外包”，还有“盟友外包”（ally shoring）、近岸生产（near shoring）、内包（on shoring）等等，统而言之就是所谓的去风险化。这虽不完全是欧洲之所愿，却又拗不过美国，只能争取换个听起来比较可信的名堂。

但把一切生产都尽量移回本国或只落户盟国就绝对安全吗？肯定不是。美国去年发生的奶粉危机就是明证。美国的婴儿配方奶粉几乎都是国产，去年四大奶粉厂商之一的美国雅培公司因产品细菌污染，除了紧急召回产品，下令其中一家工厂停产，结果触发了一次罕见的奶粉短缺危机。美国政府除了不得不紧急开放奶粉进口，还出动军机到欧洲去搬货应急。

但西方人去风险化的地缘政治运动看来难以逆转，各国因此也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与之俱来的可能风险。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黄循财已经率先发言，指出所谓去风险化结果会带来和脱钩一样的后果，并呼吁支持多边主义的国家应该就此发声，表达关切。

不过，看当前的情势，单单发声恐怕是不够的。亚非拉国家必须自求多福，动员起来抵挡这股逆流才是。

所幸我们并不缺乏应有的合作机制，如在亚太地区就有亚细安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等。新加坡必须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发挥这些机制的效用，抵抗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浪潮，合力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