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明报

作者：黄伟豪

中国与美国在日益剧烈的人工智能（AI）竞赛上，斗得难分难解。这场竞赛有趣的地方是，只在数年前，中国被视为领先并有更佳的竞争优势；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年代，原先的优势随时被削弱，形成一个分水岭。

科技的两个不同发展方向

今天AI的发展跟昔日互联网，均有两个可以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管制（control）或解放（liberate）。单从名字都可猜想到，前者多是与国家有关，从由上而下的角度加强政府管治及控制；后者则是与巿场及市民有较密切关系，由下而上，透过民间及私人企业对科技的发挥和应用，推动发展和普及化，满足整个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和愿望。

当然，两个发展方向在理论上未必完全互相排斥；惟在现实上，要做到鱼与熊掌兼备并不轻易。在AI年代，同时包容前者强调的强政府，及后者鼓吹的大巿场和活跃的民间社会，始终并非一件简单容易的事。

话虽如此，曾几何时中国在AI发展上却能同时兼顾这两种功能，并驾齐驱，因而令美国感受到其科技大国地位正受到史无前例的威胁。在政府层面，AI科技如人面识别等技术，配合“社会信用体系”（social credit system），使政府掌握了史无前例的资讯优势。

在市场及社会方面，透过民营企业例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使AI及大数据等科技，大规模地被应用在生产、购物、娱乐等跟民生息息相关的范畴，更带动了整个中国急速进入“数码社会”（digital society）。早在多年前，笔者便听到不少到香港求学的内地生“投诉”，当内地已普遍使用电子付款，贵为国际城市及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居然仍在各处使用现金、八达通等落后科技。

“发明的年代”与“执行的年代”

就是在这中国的优势下，国际知名的AI专家和企业家李开复，便在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AI Superpowers中提出一个重要预言，就是中国会在这场AI竞赛中击败美国。

李开复的如此结论，是基于其合理分析及有目共睹的证据。首先，他的说法是建基于一个重要立论或假设，就是AI技术在可见将来内不会有重大突破，人类距离成功开发能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通用人工智能”（general AI）还有相当距离。他因而认为AI已由一个“发明的年代”（age of discovery），正式步入一个“执行的年代”（age of implementation）。

他认为虽然美国可以在“发明的年代”领先，惟中国却在“执行的年代”有更佳优势，这是因为在之前提及的政府及巿场两个层面上，中国均比美国领先。于政府层面，AI的智慧之源就是数据，而因中国一向是数据大国，自然比任何国家更有优势去用数据“训练”AI，使它更聪明、预测更准确。而在巿场和民间方面，一群敢于大胆运用科技致富的企业家，配合不抗拒科技及信任政府的群众和消费者，便更使中国在AI竞赛上如虎添翼。

ChatGPT诞生 扭转局面

可是只是短短数年，整个形势便出现了重大变化，甚至有180度逆转的可能。李开复的AI Superpowers是在2018年出版，距今只有约5年，但今年5月《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中（《Just how good can China get at generative AI? 》），便提出一个跟李完全不同的结论。

《经济学人》与李开复的分析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前者认为生成式AI急速冒起，包括ChatGPT的诞生，已扭转整个局面，颠覆了整个AI的发展生态。由于生成式AI的潜能和背后价值，对于它的投资和研究，便以爆炸性的速度攀升。换句话说，AI的阶段又由李开复原先认为的“执行的年代”，返回到原先的“发明的年代”。

当执行一向是中国的强项，而发明和创意则通常是美国的传统优势，李开复自己在书中也同意这是中国较弱的环节。中国强大而有力的政府，有利于执行决策，这明显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但在AI“发明的年代”，看似“无王管”的混乱局面，往往又造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况，有助释放无尽创意。

事实上美国在高科技的监管方面，早自互联网刚出现的年代起，已采取被动态度。美国一向的立场是“不破便不修”（do not fix what is not broken），强调巿场自我约束和监管，恐怕任何的监管有可能窒碍巿场创意，减少企业商业利益和回报。即使有科技界巨子马斯克等逾千人发表公开信，要求暂停生成式AI的研究半年，而美国国会也开了听证会，一切都是只闻楼梯响，雷声大雨点小。

据《经济学人》分析，中美AI大战也出现了此消彼长情况。当形势急转弯，有利于美国本身强项时，中国原先的优势也有减弱迹象。跟美国不同，中国科技企业面对国家更多的监管。于数据方面，尽管中国拥有海量数据，但并非所有数据都同时开放给市场及企业做AI研究。

在华研究AI 须考虑“涌现现象”

而国家安全的考虑，也成了在中国开展生成式AI研究及其产品开发的额外考虑。因生成式AI如ChatGPT等科技的一个特征，是由电脑自行吸收数据进行“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并得出答案，因而有相当的不可确定性，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未被批准和预知的功能。技术上，这被称为“涌现现象”（emergent properties）。

在国安的大前提下，万一AI“犯法”，究竟应由谁负责？相信这是ChatGPT及不少外国和中国生成式AI公司，对于如何能够在中国推出其产品，均要面对的额外考虑，也是中国要在AI竞赛中打败美国所需要克服的挑战。

（作者是美国史丹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