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冠病不再构成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后，未听闻有任何国家放鞭炮庆祝。西方国家早已不把冠病当作严重威胁，视之为一般流感。世卫的宣布只是追认现实，它必须站在更高的全球角度看问题，以显示认真谨慎的立场。

制药公司莫德纳（Moderna）与亚太免疫联盟（Asia Pacific Immunization Coalition）今年3月底至4月12日期间，对本地约1100名公众展开网上英文问卷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国人并不打算在未来注射冠病疫苗追加剂；近九成的人认为冠病带来的健康威胁并不严重，约54%的人更表示，担心接种冠病疫苗可能产生副作用。

新加坡人已用平常心看待冠病，“疫后”的说法变得有点过时，眼下是一个充满机会，也充满变数的新时代。

尽管如此，政府责无旁贷，仍不断提醒，冠病会不断传播，公众仍必须继续注意个人卫生。

重视个人卫生，任何时候都是“必须”的。目前一切恢复正常的新加坡，一些平时有违个人和公共卫生的坏习惯，是否也跟着回来？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问题。如果在个人和维护环境卫生方面，新加坡人未能表现出更高素质和更高水平的公德心，则一场新加坡从未经历过的危机，就被白白浪费掉了。

今年3月政府发布了《新加坡应对冠病白皮书》，总结抗疫经验和日后应对危机所要采取的措施。建议中把“前瞻规划”和应对当前危机的队伍分开来，是未来应对大传染病的策略；负责“前瞻规划”的专家专注“前瞻”，目的是要取得“旁观者清”的效果。

新的应对危机攻略还须经过平时深入的演练，不能等到危机临头才一面做一面接受考验。

新加坡人才规模小，在面对危机时能否及时调动和分配，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掌握不同公私领域专才的信息。

此外，公私部门也必须具备应对各类危机的标准作业程序，居安思危的不只是国土安全的理念，更必须在经济发展领域中贯彻始终。

世界格局变化莫测，任何角落涉及大国间利益矛盾的冲突和纠纷，都可能波及新加坡。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对我们似乎都很遥远，但俄乌战争，台海危机，已让我们感受到任何外部的战争危机出现时，新加坡都不可能明哲保身。

最近，由国际非营利组织钱德勒治理研究院（Chandler Institute of Governance）公布的2023年钱德勒良好政府指数，新加坡在领导力与前瞻性、国家机构能力、金融管理和市场吸引力四个指标中位居榜首，在协助人民提升方面也取得第二的佳绩。报告指出，新加坡对冠病疫情的反应值得赞赏，除了保障高疫苗接种率，使经济能加速开放，也比其他国家更好地从疫情中复苏，甚至超越疫前水平。

政府领导力在疫情期间发挥的积极作用，在国际上已获得高度评价。

在本地众多专家的疫情检讨中，我特别注意到亚太临床微生物学与传染病学学会会长淡马亚教授的意见。他赞扬新加坡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不错，死亡人数虽因疫情恶化而增加，但并非大幅提高，对医疗系统的干扰相对较小。

他认为，新加坡在数据追踪方面做得非常好，新加坡卫生部关于冠病疫情的报告，确定了许多抗疫的重要领域，包括让全科医生参与，以及关注弱势群体，如客工和低收入人群等。

淡马亚是国大杨潞龄医学院医学系教授，以及国大医院感染科高级顾问医生。他的另一身份是新加坡民主党主席。去年底，他站在政党废除A级病房的政治立场，建议在公共医院设立单一等级、高素质且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引发卫生部与他就公共医院A级病房，是否为外籍病患提供巨额医疗津贴，以致蒙受数百万元亏损的辩论。

淡马亚此次能够搁置反对党领袖的身份，明确地正面评价政府的抗疫成果，表现出他本身的专业精神。相对而言，国会中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对“白皮书”仅给予“有保留”的支持。

在一般人印象中，政府打抗疫战砸了不少钱，“疫后”算账，不能逃避数据。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3月21日在国会总结“白皮书”辩论时说，新加坡在2020和2021财政年的冠病疫情相关支出，约等于2020财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他说，这个规模在众多国家中不算过度支出，且取得相对良好的成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提供一些国家抗疫开支的预估数据，如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抗疫开支，预估占比介于28%至45%；相比之下，新加坡不算开支过度，也不能说低。

更多发展中国家抗疫开支不高，原因在于经济能力不足，贫穷国家更加依赖其他国家的疫苗支援。

三年疫情，新加坡最该庆幸的是，危机期间，外国投资家仍对新加坡信心十足，新的科技领域投资反而在此找到避风港，家办资金滚滚而来。其中因素，疫情检讨时没有作深入分析，似乎把这个当作理所当然的现象。

新加坡需要更大格局的危机处理策略，而不仅限于公共卫生危机，当战争逼近新加坡时，小国的位置变得更加敏感。在生存危机还未真正降临之前，经济和金融领域将首当其冲，目前所见的各路富豪和投资冲着新加坡而来的情景，将有180度大转弯。这里有任何风吹草动，投资者和有钱人会纷纷挟资金和储蓄而逃，国家的危机前景假设，不应把此排除在外。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