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看看今天的国会里，能够用流利英语和华语发言的部长和议员之多，也许是历来仅见的现象。

这样的现象能否成为国会里的常态，就看执政党能否长期延揽双语人才。

SMRT地铁有限公司在南北线和环线的碧山站，以及东西线的勿洛、金文泰和欧南园站添加了方言广播，没什么人注意到这个变化。

官方说，这么做是为了协助乘客安全出行，包括不谙四种官方语言的年长者。

地铁站的公共广播主要在于提醒公众注意安全、“可疑人物”和“可疑物件”，由于人们对这些广播习以为常，反而没有太在意。

在商场里一般都会通过广播，不断提醒公众使用电动扶梯时要“紧握扶手”“牵着小孩的手”“手推婴儿车请使用电梯”，但都只是采用英语广播。

公共交通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官方多一分细心照顾听不懂英语的老人家，增添福建话和广东话两种方言，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这方面的进步缓慢，有政策上的顾虑。

也许有些敏感的人以为，这是方言政策的放宽，尤其是过去几个月来，方言的问题在媒体上炒得火热，会不会是政府已经听进去一些？

政府信息的传达注重效率，在抗疫期间，方言出现“卷土重来”之势。多位部长都各显平时缺乏表现机会的多语才华，通过宣传视频，与民共度时艰，使用福建话、潮州话或广东话等等，拉近他们与年长一代的距离。早在2003年沙斯疫情期间，政府已经这么做了。回到平时，语言政策有一定的底线，不对长期的华语运动带来负面冲击。

这次地铁站的方言广播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官方没有特别宣布。便民的日常运作，该做就做。从便民、利民的角度，政府还可以做得更多，只要有心，很多细小的改变可以静悄悄去做，不必敲锣打鼓。

用方言广播提醒，不是语言政策的放宽，而是行政效率的加强。这是个互联网时代，方言已经是很普遍的声音，台湾的闽南语歌曲，香港的粤语歌曲，新加坡人已经耳熟能详。甚至在晚宴上，部长议员被请上台时，也喜欢唱方言歌。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多年前在台上边唱边弹吉他，一曲福建流行曲《我问天》疯传一时。

跟第三代领导人相比，新加坡第四代接班人的形象已在不知不觉改变中。年轻的部长、政务部长和议员等等出席民间的宴会活动，如社团宴会都能更加全情地参与其间，逗留的时间更长；而且他们看来都准备了一两首歌曲防身，以便临时得上台献艺，福建歌广东歌似乎是他们的所爱。

为纪念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10周年，郭振羽教授和罗福腾副教授联合出版了一部学术力作《多元和统一——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从社会学、语言生态和国家语言政策的多个角度，论述华文华语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就语言政策、公共媒体、家庭用语、40年华语运动（1979年至2020）的嬗变，包括不少宝贵数据，勾勒出新加坡社会如何在多元和统一之间，寻求平衡的广阔历史场景。

在新加坡的语言坏境下，华语的学习曾出现过有利的时机，可惜昙花一现。40年间，华族家庭语言变化显著，华语的增长与下降呈现马鞍形（倒V）的历程，先升后降。从1980年的10.2%猛增到2000年的45.1%，在今天来看，这是华语学习的高峰期。可惜接下来20年，华语从高峰不停往下跌；与此同时，华族方言的地位一路崩溃，使用率以数十个百分点的幅度往下跌，式微已成定局。

想当年，在华语学习的黄金阶段，父母争着把孩子送进特选学校，华语补习行业如雨后春笋。当时不少父母为孩子的华文学习忧心忡忡，华族家庭对方言的感情被尘封。今天人们又来关心方言的命运，也许是一种物极必反的规律。

建国总理李光耀对语言学习有其终身执着之处，他认为学习语言是一种“零和游戏”，即使高智商的人也不能同时掌握好两种语言。

在华语和方言之间，他选择了华语，因为华语才是跟不同地区的华人更好沟通的语言。

李光耀的语言观是他的务实主义精神的体现。到了晚年，李光耀认为华语运动最大的挑战，不是方言，而是英语。在英语成为各种族的主要家庭用语后，他仍坚守阵地，方言只能在碰到“有需要”的时候，如沙斯疫情期间才派上用场。过去两年半的冠病疫情，宣传抗疫的方言视频大行其道，李光耀却无缘目睹。

看看今天的国会里，能够用流利英语和华语发言的部长和议员之多，也许是历来仅见的现象。这样的现象能否成为国会里的常态，就看执政党能否长期延揽双语人才。

李光耀把《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视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我曾参与撰写团队的访问工作。当时在访问中，李光耀多次强调希望这本书能留给后代子孙和政治领导人，让他们将来也能从书中了解双语政策的由来，不要轻易放弃。

跃大《多元和统一》这本论述严谨，提供不少宝贵数据的著作，可与李光耀“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相辉映。

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不也是一直在“多元与统一”中寻找新的方向！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