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在一国两制问题上，在战略判断上将“美国和西方外部势力”视为敌人，在战略决策上“坚决作斗争”，只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国际资金链推到香港的竞争对手那边去。

今年7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中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一国两制“这样好的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并且郑重表示：“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然而言犹在耳，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日前一个研讨会提到“爱国者治港”时宣称：“美国和西方外部势力不会甘心，随时可能反扑，必须坚决与美西方外部势力作斗争”云云。这番论述，无疑在香港一国两制问题上将“美国和西方外部势力”视为“敌人”，要“坚决斗争”。

这一战略判断、战略决策，究竟对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方针是有利还是有害？正确还是错误？不妨“疑义相与析”。

首先从历史经纬来看，大陆政府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中止“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根据现今载于《中国政府新闻网》的文献《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新基础的奠定》记录：“在邓小平倡导下，中国政府内逐渐达成一种共识，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搞改革开放”“而对外开放和引进的重点是美国”“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

1980年代初，中英两国就香港主权移交展开谈判。期间邓小平高瞻远瞩，在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以此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蓝本。

与改革开放共识相背

正因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才有一国两制方针的诞生。因而，改革开放是“纲”，一国两制是“目”，纲举目张。根据中国政府内对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新基础的认知和同一逻辑，发展、改善、加强中国和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同样也是在香港坚持一国两制的“内在要求”。令人错愕的是，当今北京涉港系统负责人在论述一国两制时，却将“美国和西方外部势力”视为“敌人”，这与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关于改革开放、一国两制与中美关系新基础的党内共识背道而驰。

再者，习近平在香港的讲话中强调，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将“美国和西方外部势力”视为“敌人”要“坚决斗争”的说法，实际上与习近平的表态唱反调。

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正是由于在英国百年治下拥有自由、法治传统，加上香港人的刻苦耐劳和对环境的特强适应力，在上世纪70年代成长为亚洲四小龙的基础上，香港的普通法制度、自由港地位、简单低税制，言论、新闻、资讯、资金人员出入境等各种自由、中西文化交汇等一系列优越条件，吸引了“美国和西方外部势力”的众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大律师行、大会计师行等到香港设总部、办企业、参股份，成行成市，大展拳脚。这些金融机构正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持份者。若在战略判断上将之视作敌人，在战略决策上“坚决与美西方外部势力作斗争”，国际金融资本“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要说巩固，就连保持都保持不了。

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是由于“美国和西方外来势力”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开放市场，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国际分工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此背景下，香港则有自由港、简单低税制、法治与国际接轨，有完备金融、法律、会计配套服务等条件，故成为国际贸易（包括转口贸易）中心。从中国2021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6.05万亿美元来看，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为亚细安、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此外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以及瑞士等份额也占了不少。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额只有1468.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不到2.5%。若战略判断上将“美国和西方外部势力”视为敌人，无异将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主要利益攸关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釜底抽薪，从中国转移布局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则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同样不要说巩固，就连保持也保持不了。

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是由于地处东北亚和东南亚中间，又背靠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陆，历史上又是世界四大良港之一，因此顺理成章成为国际航运中心，集装箱码头、国际机场一度在全球名列前茅。无论国际航空公司的客、货运机，抑或国际海运的客、货轮或集装箱，除了中国本身，主要是来自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成为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最主要顾客。若战略判断上将他们视为敌人，人家“惹不起，躲得开”，不来就是。那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地位也保持不了。

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放眼当今世界，任何人都必须正视一个230比五的客观现实：目下世界有23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五个，即：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且不説越南的革新开放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取得令人瞩目的变化，这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比世界上其他230个国家和地区，毫无疑问居于少数……因此，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这撮“毛”，基本上是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张“皮”。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通过香港这座桥梁、通道，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资本市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态势，招商引资，吸收人才、先进科技、市场经济观念、法治观念、人类文明发展共同成果。因此，在一国两制问题上，在战略判断上将“美国和西方外部势力”视为敌人，在战略决策上“坚决作斗争”，完全是历史上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翻版，只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国际资金链推到自己的竞争对手那边去。

君不见：正当北京涉港系统负责人叫嚷“坚决和美西方外部势力作斗争”的同时，新加坡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招揽，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新加坡如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近10万新元，将香港抛在后头。

不违反一国也不摧毁两制

一句话，香港“以斗争为纲”赶客，新加坡以良好投资环境迎客；香港为何向下沉沦？新加坡因何向上提升？难道不值得北京涉港系统负责人反思吗？百年以来有哪一个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是靠“斗争为纲”形成的？毫无疑问，香港的一国两制要行稳致远，任何从右的方面违反一国原则，搞“香港独立”叫嚣、毫无意义的“本土”鼓噪、暴力冲击破坏治安的违法行径、泛政治化把香港当作“斗兽场”的做法，都只能冲击香港国际地位和优势，一定要加以反对和制止。同样，任何从左的方面不尊重两制差异，打着“维护国家安全”旗号矫枉过正，把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利益攸关者、主要顾客视为“敌人”，将内地“党领导一切”的城市管理一套搬来香港，撕毁中英联合声明，践踏基本法，搞“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清一色”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现代版，削弱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就更是从根本上摧毁香港国际地位和优势，对一国两制的历史性颠覆，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30年前邓小平南方讲话曾严肃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一国两制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

曾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