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作者：周永新

近日朋友相聚，惯常的一句话：“你对李家超的新政府有什么看法？”各人的看法，在乎他们的立场和取向，及所属阶层和经济条件，难有统一意见。过去一个多月来，从接触的人中，我综合了他们对新一届政府的期望——这些意见绝对没有代表性，有些更是自己的解读，但现在提出来，或可帮助李家超在未来施政上更贴近民情和民意。

第一，市民的普遍愿望是不想新政府在最初成立的两三年“大搞特搞”，因经过过去几年的动荡日子，市民盼望有较长时间恢复元气，也是一般理解的“休养生息”。

“休养生息”并非指新政府可以“躺平”、什么都不做，而是避免展开一些规模大、却没有把握可达成目标的民生改善大计，例如翻天覆地改革现行医疗制度，而应集中精神和力量处理一些急待改善的措施，例如长者和残疾人士所需的医疗和住院照顾、学童恢复正常学校生活后得到适当协助，及打工仔保住饭碗之余，更能获取合理报酬和安全的工作环境。

市民所以渴望稳定的生活，因为他们发觉，过往看似平凡的日子并非理所当然，而过去几年经历的“三失”——失医、失学、失业——或许再次出现，成为生活常态。因此市民盼望未来两三年，新政府能以市民福祉为念，协助市民重新踏上正常生活。

第二，李家超决定参选以来常挂在嘴边的，也是市民听得最多、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政府必须“干实事、干成事”，施政必须“以结果为目标”。什么是李家超心里的“实事”？或许是他提出的“提前一年上楼计划”，或许是扶持1000名居于劏房的初中生成长，但在市民心裏，什么才是他们渴望看到的“实事”？以下是一些市民的意见。

通关是市民心中大事

（1）香港何时才能与内地通关？何时才能外游回来后不用隔离？与内地通关的目的，并不单纯为了内地居民可来港消费，从而振兴本地经济，而是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居民已建立千丝万缕的关系：经贸往来自然以倍数增加，但跨境婚姻更彻底改变了香港人口结构和家庭组织。

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以来，香港与内地往来受到限制，从此有多少夫妇两年多来未能相聚？多少孩子未能来港上课？多少在内地／香港工作的子女未能过关探亲？总的一句，通关是市民心中的大事、实事。

至于出外旅游，市民的目的并非单纯为吃喝玩乐，而是在繁忙工作中有机会出外抖抖气、散散心，“充电”是也！两年未能出外旅游，不少市民心绪不宁，甚至患上抑郁症。李家超应体谅市民出外旅游的迫切盼望，在这方面为他们做点实事。

（2）过去两年，政府先后派发现金及消费券。对于措施应否延续，市民或有不同意见，但不少人觉得，政府与其搞这么多收入和资产审查的援助计划，不如简单地每年向市民派钱，犹如澳门的做法。

这并不是什么“基本生活收入”，而是让市民在自己收入以外，多得政府一些补助，令他们生活好过一点——低收入者可有额外金钱购买必需品；收入中等的可全家出外散心或吃几餐丰富的；高收入者可多捐助有需要人士。政府若能每年派钱，市民欣慰之余，也会觉得政府顾及市民需要，并非空谈。

（3）梁振英当特首时，常说“民生无小事”，因为对升斗小民来说，最贴身的小事就是大事；相反，政府什么雄图大略，市民常不当一回事。最近申诉专员批评食环署灭鼠不力，相信不少市民都有同感，特别住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居民，不但鼠患严重，整个地区的环境卫生都十分糟糕，后巷满布杂物、街道垃圾堆积如山、污水臭气熏天（还好现在有口罩相隔）、僭建招牌灯饰杂乱无章。

有意见认为，这是世界大城市的通病；不过香港自上世纪70年代初即推行“清洁运动”运动（Keep Hong Kong Clean Campaign），为什么半个世纪过去，香港不少地区卫生环境犹如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城市？在大湾区城市的排名中，香港的洁净情况并不乐观！

李家超要做实事，改善市民居住环境应是他首要任务之一。市民的居住面积已十分狭窄，走到街上还要忍耐恶劣卫生环境，怎教市民感到舒畅？政府若然有决心，改善卫生环境并非不可为，而且可以在一两年间见到成效！这样，市民会觉得李家超领导的政府，真的为市民做实事。

营造平和气氛 开创共融新气象

第三，回归以来，中央常强调必须保持香港长期繁荣和稳定，所以当2019年“修例风波”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动荡时，中央即果断通过《港区国安法》，以及确立“爱国者治港”原则、完善选举制度，保证“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李家超竞选政纲中提出“奠定稳固基石”，但稳定的社会，除了倚重国安法的实施，及“爱国者治港”得到充分落实之外，市民盼望李家超能多走一步，在社会营造平和气氛，开创市民共融的新气象。

无可否认，香港近年出现了严重矛盾和对立，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争拗双方不再寻找共识，只顾重申自己立场和信念，坚信自己所持的才是公义和真理。

在这情况下，李家超怎样可以营造平和气氛？首先，平和气氛并不单单属于政制发展方面的讨论，而是在社会各个不同领域和层面上，政府都尽力营造一种凡事都有商有量、接纳共融的氛围，避免社会出现过往那种互不相让、一拍两散的局面。

不过，对立双方能够有商有量、接纳共融，并不是政府放低双手便可得到，而是政府透过不同途径，努力拉近双方距离的结果。例如最近关于最低工资的检讨，劳资双方都有意见，政府绝对不能指摘任何一方占据道德高地便可解决问题；其实，政府必须做的，是首先有自己的立场和意见，这样才能促使双方协商、达成共识。又如社福界最关心的整笔拨款制度，社署的态度不能模棱两可，必须提出制度不足之处，这样才能结合资助机构和社工的意见，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改善办法。

市民不会期望李家超出任特首后，社会争拗随即一一解除，但只要政府关心市民福祉，把社会建基在平和的基础上，鼓励市民凡事有商有量，纵使结果不完美，市民若然相信政府所做的是为了公众利益，基石自能稳固和坚实。

作者是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