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欣：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去掉在“神”性的光环，如何缩短机构、群体和个体与企业的距离并发生交互，这是每一个中国企业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中美贸易谈判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美国总统就再次化身“关税侠”（tariff man）强势宣布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加税，从外界看来，这似乎为中美贸易和解增加了不确定性，但实际上这也可能是最终峰回路转的前奏。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在近两年不断出现摩擦，一方面是因为彼此的交互增加，变广的同时也在加深，摩擦是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却也给中西双方提出了新的挑战——是否存在“共赢”或者“多赢”模式？中西如何构建符合当下时局新的“求同存异”原则？这应该是一个多方努力的结果而不是问题。

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中西之间的大格局看似遥远，实则与每个公司息息相关：一则，自贸、关税等问题直接关系到贸易额；二则，中国企业在众多战略核心产业与西方企业形成的竞争日趋激烈甚至白热化，双赢的局面很难形成，中国企业即使突出重围，也很容易被贴上具有一定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不公平竞争”标签；再者，中西之间无论是在国家政治文化还是企业文化上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这其中差异也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凸显出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他们如若不能捋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全球化战略将无从谈起。本文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融入西方世界的视角，从而帮助中国全球化企业深刻理解全球化背后的深层逻辑。

探究起来，中西合作和融入长期伴随着荆棘和艰辛。这种艰辛有来自微观层面跨文化合作、管理的难度，也有来自宏观视野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理解的偏差。追踪中国企业近年在海外发展的轨迹，特别是这一年来以美国为始作俑者，针对中国通讯企业中兴和华为的全球性抵制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大的危机往往通常都是在企业认知和防范范围之外被引爆的。对手在未知的盲区，在“暗”，而受攻击企业独自在“明”，因而在应对的过程中，往往会顾此失彼，无法予以有效、有力的回击。如何最大程度上避免此类危机的爆发，这不但需要企业对于市场有着深刻的洞察，更需要对于市场所在的国家和社会的有所理解，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多层次的互动。

应该说，中国目前有能力、有决心走出去的企业往往都是几经沉浮，在国内泥泞的商业现实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少数。也因此，这些企业的文化中难免会带有强烈的强结果导向的实用主义因子。这种以“实战”为基础而建立的管理原则让企业可以像常胜将军一样在国内呼风唤雨，然而却可能在西方世界吃苦头。究其根本，是因为西方的商业逻辑和中国几乎完全不同。从微观的层面来看，中国励精图治的管理者，以及情愿放弃一切拼搏事业的奋斗者，都带有强烈的“进取”文化惯性，这个特质主要是对发展速度的迫切追求，而在海外，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南亚、亦或是非洲，他们的效率总体低于中国、竞争惨烈程度低于中国，跨文化管理使得本地员工往往很难适应中国企业。此外，中国人的成功意识往往更浓，这导致他们往往用“有色眼镜”看外籍员工，这有碍于中国公司汲取外部营养，也势必让其本地化带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

宏观层面的问题会更加严重一些。中国企业在国内“讲政治”的方法与在融入欧美法治社会中应有的姿态大相径庭。在国内，企业“讲故事”和制造舆论热点是一种常态；然而，在海外，企业要么是单一的针对产品进行广告攻势，要么就是当彻头彻尾的“哑炮”。这样一来便是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加深西方公众对于企业商业角色的单一认知，错失了在欧美社会树立起一个立体而饱满形象的机会。懂得给适合的人“讲故事”的背后需要的是全球化格局，更具体来说是“全球本地化”的思维和行动，不做被动的危机应对者，而是主动的局面掌握者。所以，本文更加关注的是中国公司如何理解西方政治社会的根本，如何在这种大逻辑之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解融入和危机预防。由于笔者作为第一位在欧盟欧洲议会任职的中欧政策顾问，长期工作中会有一些西方“体制内”的观点和视角，希望本文可以给中国的全球化公司更多启发。

文化：未雨绸缪的沟通融入

实际上，大部分从中国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长时间来一直在海外本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念好生意经”的思维，认为在海外只要本分做好生意，不去触碰所谓“政治”就是最保险的姿态，可以规避一切潜在的风险，这种思维在20世纪出去闯的温州、福建甚至香港的商人中非常普遍，事实也证明，餐馆或者商铺的小老板不需要有什么政治布局来辅助他们做好生意。然而如今的中国不是往昔的中国，如今希望“走出去”的也不再是专注于小本生意的中国商人，而是希望拓展全球市场的中国大企业。外界大环境的变迁，目标的不同，自然需要企业要摆脱过往的思维惯性，建立新的认知体系，否则在认知范围之外的不只是机会，更多的会是超乎期待的风险，甚至是毁灭性打击。对于全球化公司已经跳出“小生意”的大投入来说，如果在海外全球化公关角度陷入泥潭，所失去的不是利益或某部分商业资源，而可能是长期政治话语权的丧失。

我们先看欧洲市场经营的外来企业的情况。总体看，出现误判或者“犯错”总是难免的，因为问题的定义权不在企业手中。这时候，最重要的一个防范就是错误被放大，之后很容易会被一波又一波人从各个角度“泼脏水”，不会有人抱着同情心或者同理心看待中国企业，更不要说为其站台发声，最后只能孤军奋战，却时常是百口莫辩。我们不妨找一个久远一点，却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历史上受过最大教训的莫过于犹太人。在众多基督教国家，从中世纪开始，特别是十字军东征之后，犹太人就被禁止进行从事农业活动，禁止进入教会和大学亦或是宫廷，谋生手段只能是经商和放贷。几百年来，即使犹太人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生意，同时也确实在商业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然而却始终逃脱不了针对他们的歧视与杀戮。反观20世纪犹太民族的强势崛起，不但完成复国强国，强化民族性，统一使用希伯来语，并且化身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政治势力，几乎在全部人类认知的话语权体系中寸土必争，无形中搭建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国际关系网。这背后最简单的道理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就是“以斗争求团结”、“以博弈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