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后续谈判，一份“可接受的协定”较之5月19日“中美经贸磋商联合声明”将更广泛、更具体。其中，对于“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和“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将有量化的描述。另外，对于“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也将有具体的措施。

实际上，随着负面清单的调整，中方近年来一直在主动地、单边地推进对外资的准入，而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也是重要的受益者 —— 如特斯拉在上海的投资项目为100%纯外资，而摩根大通也获批成立持股51%的合资券商。

中国甚至还在汽车等关键行业采取了主动降低关税的举措：随着整车进口关税从25%降至15%，7月中国汽车进口总额猛增了72%。由于开放准入和下调关税可能降低贸易战反制措施的效果，因此下一阶段此类措施可能将更多地用作筹码和谈判挂钩。

有来无往非礼也，如何化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也值得思考。在回应对方要求的同时，中方也可明确提出自己的诉求。具体的要求清单既可以包括放松出口管制、取消投资限制、降低进入壁垒等直接的、现实的目标，也不妨涉及加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启动自贸可行性研究、介入服务贸易协定谈判等相对间接的、宽泛的内容。很明显，这些要求与美方所说的“公平、平衡、互惠”的经济关系是一致的。就具体协定内容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必须对“停止实施任何新的关税举措”作出明确规定，以防美方出尔反尔或得寸进尺。

谈判中特别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贸易谈判的短期、战术性博弈中贯彻发展战略的长期、战略性考量；如何协调国内各产业和部门的利益，如何通过“照顾”美国企业界利益以期重新发挥其“压舱石”作用；如何通过短期有利于人的让步获得长期有利于我的结果，如何通过构建一个新的、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架构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国长远、健康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

在以下两方面达成一致有助于帮助中美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构建稳定的双边经贸关系架构。第一、中美都认为双边货物贸易存在严重不平衡，但双方对其具体规模和程度的认识存在差异；中美双方共同致力于大幅度消减双边贸易不平衡，并明确几年内消减多少亿美元顺差（逆差）的目标。第二、中美都认为双方在货物贸易关税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缩小这种差异有助于缓解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中国同意下调特定产品的进口关税，双方共同致力于通过双边谈判最终实现零关税并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

除此之外，双方在知识产权、产业补贴、市场准入和人民币汇率等方面能达成何种共识也将影响谈判进程。

最终谈判结果不仅取决于对方要什么，还取决于我能给什么。对中国而言，谈判“底线”的确定并不仅是双边经贸关系的博弈问题，也是自身发展道路的决择问题 —— 这也许正是中美经贸博弈的难点所在。从全球范围看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如何兼容，能否共荣？

对中国而言，不妨把外部压力变为内部动力，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优化经济体系和增长模式，实现中国与世界经济更良性、更高效的互动，以此推动自身的长远发展。

展望未来： “新冷战” 还是“新关系”？

我们正在见证处在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也将见证走向十字路口的中国发展。在关键时刻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六稳”显然并非权宜之计，而具有战略意义。这背后其实还隐含着“稳中美关系”这一重要工作。由于两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关系和高度活跃的各领域、各层面交流，中美走向“新冷战”的可能性很小。

然而，如果贸易战持续升级，两国滑向“经济冷战”的危险则是现实存在的。因此，“稳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一方面是稳中美经贸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稳经贸关系稳双边关系。这在美国政府明确把中国界定为 “战略对手”、政治和安全领域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显得尤其重要。

有人将现在的美中关系与1980、90年代的美日关系做类比。这种类别有合理性，也有不妥之处。相同点在于，两者都反映了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加剧，也都出现了贸易摩擦的迅速升级。不同点在于，美日之间存在同盟关系，日本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性和抗打压能力，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今日的中美关系较之当时的日美关系复杂得多，地缘政治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经济的依存度非常高，安全的依赖度也非常高。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对两国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都至关重要。“新冷战”不可取，“新伙伴”不现实，但建立在和平、互利基础上的“新关系”则是可行的。“新关系”在操作层面的关键是以有效沟通和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无疑，当下最重要的是通过谈判妥善解决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避免贸易战升级。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亦为《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一书作者。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