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相互依赖”。两国之间严重的贸易不平衡其实是经济全球化深度演进的结果，也是国际投资、贸易和价值链高度融合的产物。实际上，中国出口的约40%，对美出口的约60%来自在华外资企业（也包括美资企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受美国关税打击的中国高技术产品中，87%的产品与外国公司相关。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然而，随着近年来两者经济差距的迅速缩小，“挑战者”给“守成者”带来的压力也不断增大；加之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反全球化思潮的崛起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矛盾迅速激化。这种矛盾根植于美方对现状的不满，而这又来源于对历史的反思。部分美国人认为让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错误，而美国政府对这一点也经历了从讳言到直言的转变。

早在2010年9月，时任律师的莱特希泽向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了题为《评估过去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作用》的文章，并在作证时指出：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的初衷并未实现；相反，“中国的重商主义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毁灭性影响”。

时过境迁，当时这种“非主流”的判断已渐成“主流”，而作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业也成为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操盘手之一。

中美之间目前分歧的本质在于：一方想改变现状，一方想维持现状，贸易和经济利益的争议是关键，背后则蕴含着规则、体制和领导力之争。正因为这样，博弈双方也就有了主动、被动的区别。美方主动出击，要求改变其认为不公平、不合理的“现状”；作为被动接招的一方，中方也认识到“现状”可能不得不发生改变。问题是，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新现状”将是怎样的？

对中方而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短期有利于人的让步谋求一个长期有利于我的结果 —— 这并非自欺欺人的臆想，而早已为入世以来的实践所证实。中国当年所作让步不可谓不大，但入世带来的收益之大则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如果说2001年加入WTO 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外部制度环境的话，那么当前贸易战的爆发则说明该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表现在逆全球化的现实冲击，也意味着国际经贸规则的可能改变。很明显，“六稳”中的“稳预期”是极其重要的 —— 这既包括对经济中、短期增长前景的预期，也包括对国家长期发展道路的预期。健康稳定的大国经贸关系是决定中国发展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中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

因此，需要稳妥应对挑战，探索中美长远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力避经贸关系从双边关系“压舱石”变成“暗礁”。

全球贸易体系：主要经济体短期博弈的长期影响是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挑起贸易战并不仅限于中国，而是四面出击。因此，制定有效的应战策略，不能仅专注于双方较劲，还要看包括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复杂博弈。实际上，美国之外各方的利益冲突决定了“合纵”的可能性很小，而美国通过“连横”实现各个击破的可能性较大，而这种情况已经并且正在发生。

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在汽车、农产品等方面存在明显分歧，对华经贸政策也有差异，但在产业补贴、国有企业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上的立场则是一致的。实际上，美、欧、日三方在这些涉华问题上已经联合起来协调行动 ―― 这种“一致对外”的立场也使它们较快地弥合了围绕关税问题产生的“内部矛盾”。5月31日，三方贸易部长会议在巴黎举行。

在前两次会议的基础上，美、欧、日重申了对“第三方国家非市场导向政策” 的关切，明确了共同目标和可能采取的行动，还提出了制定更严格产业补贴规则的具体要求。

7月16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北京参加第20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会后的联合声明出现了“抵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措辞。然而，10天后容克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宣布停止欧美之间的贸易战，更重要的是双方同意致力于实现“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对非汽车业产品的零补贴”的自贸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声明的第4条，双方明确表示将联合起来保护美国和欧盟的公司免受“不公平全球贸易行为”的侵害，并着手应付“知识产权窃取、强制性技术转让、产业补贴、国有企业造成的扭曲和产能过剩”等行为。

虽未点名，但针对意味非常明显。实际上，欧盟不仅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还与日本实现了自贸谈判的突破。7月17日，欧、日领导人在东京正式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双方将分阶段取消大部分关税并承诺开放服务市场。